作家張宏杰日前發(fā)布一篇文章《我和著名出版商L先生之間的故事》，該文在朋友圈以及業(yè)內被傳閱。文章回溯了他的著作《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再版時，與出版方果麥文化公司之間的一段糾葛，包括使用未經作者同意的封面、虛假簽名以及拖欠版稅等。

最精彩的莫過于在文章的末尾，他道出了對當今社會“唯成功論”的一番感慨。文中的一段話被許多網友稱為是中國當代社會成功人士的速寫：“他們都有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既才華橫溢，又蔑視道德，同時又幾乎都是心理疾病患者。他們背信棄義，說過的話轉身就忘，用過的人隨手就扔。但是奇怪的是，他們似乎正是因此而成功?！蔽闹杏肔先生和W編輯做代稱，但筆墨很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路金波和吳懷堯。而兩人昨日都回應了此事。

路金波使了一個金蟬脫殼，說事情不是他經手的，所以不清楚，而且一再強調，這種可以用法律來解決的事兒非用大字報的形式很不文明。另一個當事人吳懷堯也回應說與事實不符：“這個事情我不想去回應，不想去配合炒作。如果非要讓我回應，那只有一句：與事實不符?！?/p>

張宏杰昨日也做出了新的回應，他聲稱和他一樣遭遇的作者很多，“但是大家通常最后都選擇忍了這口氣，因為在中國社會生活要成熟。大家都明白，沒必要樹敵，下次多長個心眼兒就行了。但是我不想成熟。我想講出來。講出來對出版界是好事”。

到此為止，這個事件如云如霧，像一出羅生門。當事人回應后依然看不清原委，反而陷入了更掰扯的境地。張宏杰與果麥的糾纏不是個案。這樣的事件也是中國出版市場亂象的一個典型代表。近些年，出版界屢屢爆出作者維權。一些編劇、作家不小心掉進合同“陷阱”里，投訴無門就在自媒體和社交平臺上大寫特寫。但最后到底解決沒有，往往石沉大海。

一旦侵權的事情發(fā)生，不少人第一個想到的是法律，一紙狀書告上法庭。譬如，2014年出版界有兩起維權案件宣判，一起是作家畢飛宇訴編劇陳枰、西苑出版社侵犯其《推拿》著作權，另一起是翻譯家馬愛農訴中國婦女出版社抄襲譯著《綠山墻的安妮》。兩起案件均判定被告侵權成立，但原告都認為所得賠償金額過少，對侵權行為也不足以產生“震懾”作用，相繼表示“失望”。

在一個版權意識不足的社會中，這樣的結果不出乎意料。由此可見，事后的維權一來浪費時間，二來得不償失。所以，作家們在與出版社訂立合同的時候就該有法律意識。因為，當一個外行看合同時，面對那一行行密麻麻的字無異于盲人摸象，不如請律師或專業(yè)版權代理人研究合同，發(fā)掘掩埋在其中的雷。

文字工作者懂得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是好的，但需要自始至終拿在手上。從與出版方接觸開始，就要有法律意識。比如出版方提議張宏杰的書分兩部出，當時他也只覺得是賣個人情，殊不知后面是9萬冊與9萬套的差額。吃虧不見得有硬道理，在這個丑話說在前面的時代，不算計就容易吃虧。吃了虧委屈發(fā)泄一下可以體諒，但維權不相信眼淚。碼字的人不容易，所以得格外警醒著點。（嚴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