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完高考,臉都瘦了一圈”

楊學為在考試中心主任的職位上干了13年,直到2000年,數(shù)次提出退休的他,確因身體狀況不佳,才獲準離任。當時高考正由上世紀90年代的“3+2”切換到新世紀的“3+X”。這是“80后”“90后”熟悉的兩個詞,貫穿了青春,左右了悲喜?；謴透呖贾皇且凰查g的歷史拐點,而高考本身是一場40年的改革連續(xù)劇,從各省命題到全國統(tǒng)考,從英語只按10%計入總分到成為三大主科之一,從文理分科到“3+X”……

1977年的招生會爭論的是要不要恢復,至于要不要考試根本沒討論,1978年的招生會才補上,而且引發(fā)得很偶然。會上,華東組幾個人議論:以前說照顧工農,現(xiàn)在是考試復辟了?工農也不照顧了?這些話被記錄到簡報里。另一個對話發(fā)生在食堂,一名記者和一名副司長吃飯時也這么議論,被人聽見了反映到會上。兩個對話一匯總,會議就炸了鍋:到底要不要考試?怎么考試?

爭論的結果,確定要考,而且要全國統(tǒng)考。

1978年還有一個細微但重要的變化:考生能知道分數(shù)了。今天不能想象吧?但以前,分數(shù)是絕密的,不讓你知道。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成績好的有可能被“走后門”擠掉。鄧小平知道后,1978年3月8日明確給了一個指示:以后要公布高考成績,“這是堵后門的最好辦法”。

進入上世紀80年代,高考帶來一個突出的矛盾——片面追求升學率。有多嚴重呢?高二的數(shù)學課本中,有的內容不是高考必考,老師就不講了。學生一天學習十五六個小時,文體活動都停止了,午飯也不回家吃,只啃干糧,“考完高考,臉都瘦了一圈”。老師也疲于奔命,一位54歲的中學物理老師在深夜工作時昏倒,再沒醒過來,活活累死了。

這一下子引起社會廣泛討論,我們感覺到壓力巨大,采取了許多措施,把“德智體全面考核,擇優(yōu)錄取”作為原則,想方設法去抬高“德”“體”的作用,降低“智”,也就是分數(shù)的作用。

到了1984年,我和同事討論:高考混同了選拔考試和水平考試。其實,高中首先應該是水平教育,過了這個水平再談選拔?，F(xiàn)在中學都按高考的難度來教學,學生的知識結構殘缺不全,是否該有個專門的水平考試?討論的結果就是從1990年開始實行高中畢業(yè)會考制度,算是補上了一塊重要的缺漏?，F(xiàn)在已經發(fā)展為高中綜合素質評價。

此后,我們又在分類與科目設置上,做了一些探索,1992年開始了“3+2”,1999年開始了“3+X”。高考形式一步步完善,就好像孩子一點點長大,終于有了比較成熟的面貌。

說到這里,就要講講考試標準化的問題?；謴透呖己?題型延續(xù)了科舉以來的帖經(填空)、墨義(簡答)、策論(論述)等,以主觀題為主;評卷也有主觀因素,評卷老師的喜好對分數(shù)影響很大。有一天,北京師范大學心理系學生謝小慶跑來找我,說注意到高考作文評分誤差很大,想立個課題,問我要29個省的作文試卷做研究。我覺得這是件好事,就一口答應了。那學生還真研究出了東西:判卷主觀喜好對同一篇作文的影響,高低分相差達29分。后來這課題得了北師大和北京市的特等獎,也引起了教育部領導的重視。從此有了規(guī)定:每份試卷至少兩人同評,分差大則送閱卷組長處評,再有分歧則小組集體討論評分。

評分標準化了,考題也得標準化。中國沒經驗,就去美國學。1982年我們到了美國,一看卷子上的選擇題,沒見過,真新奇!更新奇的是有種機器,選擇題的答案從這邊進去,從另一邊出來時就判完了,一小時能處理6000份試卷。我們就像小孩子趴在收音機前看里面有沒有人一樣,真想趴在機器上,看里面到底有什么。1985年,我們啟動標準化命題試點,從此選擇題成為重要題型;命題質量也穩(wěn)定了,不再一年難一年易。

我們在采訪中聽到一件趣事。高考率先引進標準化命題后,選擇題很快就“占領”了各類考試。1988年,醫(yī)療衛(wèi)生系統(tǒng)組織了一次職稱考試,首次采用選擇題。結果,某地恢復高考后第一批科班出身的醫(yī)生們,沒見過選擇題,考了個大眼瞪小眼:“現(xiàn)在高考考這個?1977年要是考這個,我們就考不上了。時代進步太快啊!”

“楊主任,你把階級感情都收沒了”

認識幾位早年參加過高考命題的老師。他們戲稱命題是“入闈”,而“里面的日子一點也不輕松,壓力山大,每天都要想出新的題目,拿到會上討論。沒有哪個題能贏得一片叫好,從來都是唇槍舌劍,從各個角度批評你的題不嚴謹、有漏洞,甚至直接斃掉,重新出。如此周而復始,最后命中的題,都是千錘百煉、非?？茖W的考題?！?/p>

這個命題制度,是我建立起來的。1987年對我來說,是個很重要的年份,因為考試中心成立了。

中國是考試的故鄉(xiāng),我們去美國學習時,他們就說,考試這事還是從你們老祖宗那學來的呢!中國幾千年組織考試的竅門就是:一個專門的機構,一批有經驗的人。但廢除科舉后沒有了。恢復高考后,命題歸教育部計劃司招生處負責。1982年,處長的孩子高考,需要避嫌,我就被指派去負責命題工作。命題老師中午把試卷送到保密室,就去吃飯了,誰來看著?只能是我。我待在保密室里,突然有些害怕:如果現(xiàn)在來個小偷,把玻璃一砸,我是去追小偷呢,還是留下來看卷子呢?如果追小偷,有人趁機把卷子偷走了怎么辦?要是留下來看卷子,小偷跑了去哪找?真是一團亂麻。

后來我當了處長,情況也沒好多少。我桌子底下放了幾個大紙盒,裝著高中教材,一到命題時就拖出來給命題老師用。有一年我拖出來一看,呦,過期了,趕緊去人民教育出版社要新教材,再火急火燎地組織命題。所以,幾乎每年命題,都沒有充分的時間來打磨試卷,考卷水平很不穩(wěn)定,考卷上還常出現(xiàn)錯誤。

創(chuàng)辦考試中心成了刻不容緩的大事。1987年,考試中心成立,17個人,4個處室,一個命題處,一個考務處,一個科研處,還有一個辦公室,就在北京十一學校的宿舍樓里開工了。

創(chuàng)辦考試中心是我建議的,這個重擔自然由我來挑。白手起家的攤子,最現(xiàn)實的難題就是缺經費。于是我和幾名同事一合計,想自收自支,向參加高考的學生收點錢。一開始大家思想轉不過來:高考是國家大事,國家不給錢,還要收錢?各省也不理解,有個省的招辦主任甚至打來電話:“楊主任,你把階級感情都收沒了!”我們只能到處做工作,過了三四年,各省愿意配合了,情況逐漸好轉,考試中心最難的時候才熬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