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語言學泰斗呂叔湘先生的《語文漫話》出版，本書是北京出版社“大家小書”系列之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教授張伯江從呂叔湘先生海量的語言學普及著作以及語文教育文字中，按照語言—文學的內在理路，遴選最生動活潑的部分結集而成。生活中，語言與每個人都密不可分，需要更好地理解語言，懂一點語言學常識，培養(yǎng)對于語言的敏感與趣味。本報記者專訪張伯江教授，講述語言研究的妙處，以及語言與文化、生活的關系。

在語言學的萬花筒中了解漢語奧秘

學術周刊：《語文漫談》是呂叔湘先生關于語言學一些著作、文章的摘編，為什么會做這樣一項工作？其意義何在？

張伯江：呂叔湘先生是中國語言學的一代宗師，在北京出版社“大家小書”里面專門選編一本呂叔湘先生的集子，意圖就是比較通俗、淺顯地讓普通讀者了解漢語語言其中的奧秘。語言學之外的讀者不一定很了解呂叔湘先生，但是我可以講一段往事。1951年6月，《人民日報》發(fā)表了一篇《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的社論，從那天開始《人民日報》連載呂叔湘和朱德熙合寫的《語法修辭講話》，一直連載了6個月。這個連載是面向全國干部、學生的，導致出現(xiàn)了一個全民學語法的熱潮。語法問題之所以在舉國上下受到那么大關注，是因為新中國成立伊始，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個方面都亟待全面建設，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還存在很多問題。那時候大家迫切需要語言有一定之規(guī)，建立一種新的語言規(guī)范和文化。

今天想起這件往事，重點并不是要說語言學學科的影響力有多大，而是想說，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語言問題，時代在變，語言問題凸顯的側面也在變，但語言問題的核心原理是不變的。我們有必要學會觀察和體會身邊的語言現(xiàn)象。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不是找一本現(xiàn)成的小書重印出版，而是為讀者著想，選編出最有價值，最有可讀性，又能最全面反映呂先生語言學見解的通俗性文字，集在一起，讓讀者在輕松愉快的閱讀中漫游語言的世界。

學術周刊：在學術層面，讀者對于語言學不太了解，可能會只把語法理解成規(guī)范。然而，漢語又是我們須臾不離的存在，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由學者做這樣的普及工作，能為讀者提供什么樣的幫助？

張伯江：一般人對語法、語言學的感覺，往往簡單地看作對錯問題，好像語言學者總是在“挑錯兒”。但我想說，語言學的奧妙和魅力絕不在這，其實語言的對和錯也是有相對性的。漢語博大精深、奧妙無窮，語言的運用本來就是活態(tài)的。我們每個人有不同的地域方言背景、社會身份背景，文化教育背景，導致大家的語言習慣千差萬別。所以規(guī)律符合一般人的思維習慣、體現(xiàn)一種普通的邏輯心理，對于詞語搭配等語言問題，并不需要都做硬性規(guī)定。我們不應機械地理解語言規(guī)范，那樣會影響語言的生動性和創(chuàng)造力，而這正是我們文化中最可愛的東西。

像所有的學術大家一樣，呂叔湘先生把學術普及看得跟學術研究一樣重要。他的寫作，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我們很難從他的著作目錄里清楚地指出，哪些是專門的學術著作，哪些是普及性的通俗讀物。我跟隨呂先生身邊工作學習多年，深深感覺那些著作，不論鴻篇巨制，還是輕靈小品，到處傳達出他的理性智慧和對漢語的獨到感悟。比如在這本《語文漫談》中，像“語言是什么？”“語言學是什么？”等問題，這次我們選的是現(xiàn)在不太常見的呂先生早期通俗性小書《語言和文字》和《語法學習》中的幾個段落，系統(tǒng)介紹了語言學的主要內容以及語法的基本單位。書中先從常識性的發(fā)音和音響說起，引出音素的概念，再給音素賦予意義，就講到了語素。有了語素，就可以講語法是怎么回事了，整個語言結構至此就完整搭建起來了。此后，再講這個結構的其他側面：什么是文字？什么是書面語和口語？語言是怎么變化的？方言是怎么回事？語言能不能比較？各種語言的共同之處是什么？語言學跟其他學科的關系是什么……每個話題，都是寥寥數(shù)語，要言不煩，連綴起來，就活生生形成一個語言學的萬花筒。

在語言中感受文化

學術周刊：漢字、漢語是中華文化的載體，如何解讀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張伯江：呂叔湘先生對語言與文化一直保有持續(xù)不衰的興趣。他說：語言是什么？說是“工具”。什么工具？說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開任何一本講語言的書來看，都只看見“工具”，“人們”沒有了。他于是特別強調語言的“人”的方面：語言與人們的社會生活，語言與人們的民族文化，語言與人們的交際心理。一個時期人們的用語，甚至專名，都會有社會風尚、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印記。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我們?yōu)槭裁催x擇了漢字和漢語？漢語跟西方語言有一個很不同的特點，它是非常講究韻律和節(jié)奏的語言。當我們誦讀《詩經(jīng)》、漢賦等古代經(jīng)典及像《我與地壇》這樣的當代文學作品，都能感受到美好的韻律。有人說不同思維決定了不同語言，語言學家則說不同語言決定不同思維。你選擇哪種語言，你就用這種語言的內在邏輯結構去認識世界、觀察世界，去表達你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漢語作為中華文化的載體，承載著中華文化的精髓，對中華文化發(fā)展有深遠影響。

學術周刊：葉圣陶先生曾把寫作叫作寫話，怎么說就怎么寫。語言與文學又是怎樣的關系？

張伯江：語言運用到了藝術的程度，就是文學了，因此文學的妙處，常常需要從語言的角度去品評。不同的語言風格適合不同的題材、不同的情緒，隨著語言的多元化，文學創(chuàng)作的表達也很多元。一個好的作家往往是語言運用的圣手，得精準吃透語言里面所有的內涵，比如句子的結構規(guī)律、詞語的選擇規(guī)律等。在中華文化幾千年歷史中，一代有一代的語言方式。

漢語上古時期音節(jié)結構比較繁復，像《詩經(jīng)》那樣的四言詩可以說是適合當時語音結構的理想節(jié)奏形式。到東漢以后雙音詞產(chǎn)生，漢語詩歌也就出現(xiàn)了單雙音節(jié)搭配的五言詩、七言詩。現(xiàn)代漢語常用詞既有單音詞又有雙音詞，同時還有不少的輕聲字，出現(xiàn)長短不齊的自由體詩也屬自然。但不管怎么說，追求節(jié)奏和諧的美感是古今一致的。比如郭小川的詩“秋天像一把柔韌的梳子,梳理著靜靜的團泊洼”，這個節(jié)奏感非常舒服。不管是白話詩還是古體詩都給人這樣的感覺，正是漢語的自然生態(tài)，就像成語是口語的濃縮，詩歌也是把自然語言藝術地濃縮了。千萬不要認為詩歌是詩歌，語言是語言，其實詩歌就是語言，語言就是詩歌。

學術周刊：書中有很大篇幅談到翻譯的問題，在不同語言文學作品互譯中，語言的作用更為凸顯。

張伯江：說到翻譯，我想分享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呂叔湘先生說有一些西方譯者，因為中國文字艱深、詩詞鑄語凝練，錯誤在所難免。比如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譯者對詞性產(chǎn)生誤解，將“愁”誤解為詩人在愁，翻譯成“發(fā)愁我的妻哪去了，我的子哪去了”。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結構，要想翻譯好文學作品，需有源語言的文學知識和豐富的文化知識儲備，并且“好的翻譯應當是不但是把意思翻對了，并且把語氣也譯出來”。

很多人不知道，呂叔湘先生的翻譯藝術非常高超。王宗炎先生曾經(jīng)這樣評價——“他的譯筆像天際行云一般的舒卷自如，能曲達原著的意境和豐神，而又自然流暢，字字熨帖。只有一個有語言學家的眼，同時又有詩人的心的人，才能有這樣卓越的成就。”書中特地選了呂先生《中詩英譯比錄》序言，可以讓讀者從他對譯詩的品評中，看到“語言學家的眼”和“詩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