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疫情時代，中國與西方關系究竟會走向何方，任何一個智者都會冷靜下來思考。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潘岳的文章《戰(zhàn)國與希臘》（原文見《文化縱橫》6月號），就試圖從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較中尋求破解中國與西方關系的心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tǒng)、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決定的。”如何估控中西關系，絕對離不開對中西歷史文化的認知與回望。從悠遠的歷史中可以尋找到理解文明發(fā)展這個現實話題的重要線索。只有讀懂希臘古典文明，才能讀懂歐美的現代西方文明的內心世界。只有讀懂中華古典文明，才能真正讀懂中國。中國與西方真應該坐下來好好聊聊。

一、 從戰(zhàn)國與希臘古典文明溯源中西政治模式的差異

文化是政治之母。潘岳的文章從戰(zhàn)國與希臘幾位重要的思想家的命運入手來透視中西政治模式的差異。同時期的戰(zhàn)國和古希臘都面臨著內部極度戰(zhàn)亂，且出現了統(tǒng)一運動。然而不同的政治治理思想導致了不同的結局。

如何進行統(tǒng)一呢？諸子百家達成了共識，就是要建立“統(tǒng)一秩序”，他們認為統(tǒng)一的秩序是由亂入治的要道。如何建立統(tǒng)一的秩序？如儒家普遍認為要建立統(tǒng)一的道德秩序，法家普遍認為要建立統(tǒng)一的基層政權治理體系。而儒家的荀子是思想的集大成者，雜糅了法、墨、道各家的精華，他認為，“秦國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賢能政治與信義仁愛，才能成為未來天下正道。”潘岳指出，“法家創(chuàng)造了中央集權郡縣制和基層官僚系統(tǒng)，儒家則創(chuàng)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倫理，正是儒法合流造就了超級穩(wěn)定的大一統(tǒng)國家結構，既實現了對基層社會的動員，又有靈活包容的調節(jié)空間。這正是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強而不霸、弱而不分、從不中斷的秘密。”

而希臘城邦也想建立統(tǒng)一大業(yè)，雄辯之王伊索克拉底不斷呼吁“大希臘”，結果是亞歷山大建立了大希臘殖民帝國。但他死后，帝國分裂為三，無法團結融合成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亞歷山大的老師亞里士多德并沒有教過他大規(guī)模政治體理論。亞里士多德認為，“像埃及、波斯的超大規(guī)模政治體都是‘非政治’的，是不先進的，只有希臘城邦政治才能叫做‘政治’”。其實，希臘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列國并存的形態(tài)。潘岳指出，“希臘城邦政治的根基是自治。‘絕對自治’也意味著‘絕對地方主義’，讓統(tǒng)一變得不可能。希臘被羅馬征服之前都沒有演化出一套大小城邦都滿意的“聯(lián)邦制”。希臘城邦世界不存在共主，只有不同的聯(lián)盟，互相斗爭而從不認為存在一個‘共同的秩序’。”

正是因為沒有共同的秩序，只能在征占地創(chuàng)建希臘式的自治城市，放棄了對當地社會的長遠整合規(guī)劃，沒有對所征占的龐大帝國進行內部政治的整合，沒有進行基層政權建構，只管軍事和稅收，進行武力征服。一旦中央權力衰弱，就產生離心力，城市紛紛脫離控制。希臘城邦對“本土性”的絕對堅持，導致了政治的封閉。

如何看待統(tǒng)治者呢？戰(zhàn)國繼承了周人的“天命”觀念。天命垂愛那些照顧百姓的王者。國家的統(tǒng)治者必須具有道德修養(yǎng)和能力。“天命無常，唯德是親”是對領袖的期待。統(tǒng)治者貴為天子，“奉天承運”。天子受命擁有“天下”，統(tǒng)治者是具有天命的領袖，其它人要服從天命安排，個人要服從集體。潘岳指出，“天命包括武力和道德。誰能既強大，又保民，誰才能擁有天命。對‘天下’的執(zhí)著，是歷代中國政治家群體最為獨特之處”。古希臘與此不同。如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古希臘人較少有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束縛。在希臘神話中，沒有誰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即使古希臘宗教的神不過是大寫的人而已，也沒有很高的權威，如宙斯神的行為也很不檢點。這種觀念造就了古希臘人很難產生服從外來權威的精神，彰顯了個人主義的天性。

如何處理城邦之間的關系呢？戰(zhàn)國繼承了周人注重和諧與合作的新秩序。周人的新封國對周天子負有拱衛(wèi)責任，非周人的封國通過與周王朝聯(lián)姻而建立親戚關系。各分封國都有強制性的責任，諸侯也必須尊重當地原有的風俗習慣和法令制度，都要懂得守規(guī)矩。這強化了邦國之間同屬“華夏世界”的認同。而希臘城邦之間沒有建立責任關系，并且希臘城邦內外有別。亞里士多德要求馬其頓對亞洲人可以像“主人”（對奴隸）那樣統(tǒng)治，但對于希臘各城邦的人，要像“頭領”（對追隨者）那樣對待。潘岳指出，“亞里士多德這句話正是“希臘帝國”的精髓——內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隸。這種希臘史帝國成為日后歐洲帝國的精神原型和政治模板。”不得不說歐美對內多元與對外普世的雙重標準源于這個文化基因。

同一時期，戰(zhàn)國與希臘孕育出了各自的文明內核，塑造了兩種不同的政治道路，既創(chuàng)造了豐厚的精神遺產，也暴露了胎里帶來的先天不足。

二、 “咱們”攜手共創(chuàng)美好世界

潘岳認為，“當今時代，最大的矛盾就是‘自由優(yōu)先’還是‘秩序優(yōu)先’。這也恰好是希臘文明和中華文明的核心要義。”我們可以繼承過去，但無法回到過去。我們需要朝前看。德國斯賓格勒曾說：“作為一種歷史進程，純粹的文明就是要不斷摧毀那些業(yè)已變成無機的或僵死的形式。”任何一種文明都是在歷史進程中不斷揚棄、更新、升華自身。覺醒的國家和民族都向內看，正視自身的不足，及時修正自己，不斷螺旋上升；而未覺醒的國家和民族總是向外看，以自我為中心，希望改變別人。

潘岳認為，“文明的優(yōu)點也是它的缺點。以科技為例，中華文明在歷史上就沒能產生出科技文明。從制度上說，當對秩序的追求到了極致的時候，便會阻礙效率主義價值觀的形成，失去創(chuàng)新技術的動力。從價值觀上說，極端實用主義與經驗主義忽視了對客觀世界的邏輯推理，造成理論、實驗和科技互相隔離，阻礙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產生。”中華文明要正視自己的短板，要向希臘文明學習。

希臘古典文明也有向中華文明取經的必要，吸收“和”“仁愛”等中華文明的重要元素，去掉霸權與普世價值的神話，還原歐美作為多元世界之一級而非中心的正常地位。正是因為雙方都有先天不足，所有才有互補、交叉、提升的必要。梁啟超說，“拿西洋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正是我們的責任。”任何一方都不能以師爺自居，推廣自己的價值理念，而是要欣賞差異，接納差異，讓這種差異成為自身發(fā)展的動力，而不是成為發(fā)展的障礙。只有這樣，“我們”與“你們”，最終變成“咱們”，咱們誰也離不開誰，是命運共同體，攜手共創(chuàng)美好世界。

潘岳指出，“不同的答案，正是不同的路徑。保留這些不同本身，恰好是為文明日后的升華留下可能。多元與矛盾并存，會為人類文明基因庫留下更多種子。自由帶來的創(chuàng)造力與秩序的寶貴同等重要，問題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選一，而是在哪個環(huán)節(jié)加強自由，哪個環(huán)節(jié)加強秩序。”這已經跳出了二元對立思維的陷阱，這種協(xié)調并舉的立體思維有利于解放思想，體現了極好的開放格局，有利于理論和實踐的創(chuàng)新，共創(chuàng)中西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