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城邦政治為何始終統(tǒng)一不起來，中國為何能從春秋戰(zhàn)國的分裂中走出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王朝國家，這個命題是學界討論的經典命題，也是探討中西文明特質與走向的核心問題。潘岳的《戰(zhàn)國與希臘》一文（原文見《文化縱橫》6月號）從中西文明比較的視野，以史帶論，以論證史，融宏大的理論敘事于有趣的歷史敘述之中，以自由與秩序、分與統(tǒng)的角度深刻探討了兩者在文明根性的差異，揭示了中華民族強而不霸、弱而不分、從不中斷的秘密。文中對希臘思想家如何看待自由與政治、如何評價東方政制的看法相當深刻，值得深思。

城邦政治可謂古希臘政治的精髓。亞里士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他的意思是說，人只有參與城邦事務才能算一個“政治”的人，脫離了城邦的非神即獸。這反映了西方政治思想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兩分思維：公共領域是政治的，私人領域是非政治的。一個公民只有從家庭的私人領域中走出去，參與城邦公共事務，才算進入政治的公共領域。按照亞里士多德，政治關系的本質是自由公民的政治表達，即獻身于城邦公共事務，屬于現代思想家阿倫特區(qū)分的三種類型（沉思、行動、勞動）中的“行動”。與之相反，家庭中主人對奴隸（會說話的動物）的支配、家長對家庭成員或家產的管理都屬于“家政學”“家計學”的范疇，都是“非政治”“反政治”的。亞里士多德正是以希臘城邦政治為模板來看待與衡量東方的大規(guī)模政治體（波斯）。

然而，這種對“政治”的界定也帶來封閉性與排外性的“城邦本位主義”。因為城邦里所謂的自由是直接與公民權掛鉤的。只有出生在本城邦中的人（排除奴隸）才能獲得公民資格，而異邦人與城邦之外的野蠻人都被排除在外，這可謂古代的一種“身份政治”。就像《戰(zhàn)國與希臘》中深刻指出的，希臘城邦對“本土性”的絕對堅持，導致了政治的封閉。反諷的是，這條法律正是被西方譽為民主政治楷模的伯利克里頒布的，把所有不產于雅典卻愿意忠于雅典的士子和雅典分開了。忠誠于雅典的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由于外邦人的身份而不能獲得公民權，最后不得不投靠被雅典人鄙夷的邊緣蠻邦馬其頓。

因而，與一般流俗之見相反，《戰(zhàn)國與希臘》一針見血地指出，希臘城邦政治的根基，不是民主而是自治。這種民主只對“我們人”開放，對自己人采取“說服”（勸說）的態(tài)度，而對他者與野蠻人是封閉的，甚至采取強迫、征服與奴役的態(tài)度。“絕對自治”也意味著“絕對地方主義”，讓統(tǒng)一變得不可能。正如文章指出的，伊索克拉底對馬其頓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對波斯人可以用“強迫”的手段，但對希臘人要用“說服”的手段。在普羅塔克有關亞歷山大的傳記中，亞里士多德對亞歷山大的教誨是“作希臘人的領袖，作野蠻人的主人”。《戰(zhàn)國與希臘》指出，這句話正是“希臘帝國”的精髓——內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隸。時至今日，我們依然能看到西方奉行的這種雙重標準的霸權邏輯。

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專制（despótēs）是用來描述東方蠻族的政體的，主要是指波斯帝國。在《政治學》中，他指出蠻族的王制是君主一人對全部臣民實行類似于主任對奴隸式的統(tǒng)治，其根源在于蠻族人天然具有奴性，因而天然適于接受專制統(tǒng)治。《戰(zhàn)國與希臘》指出，亞里士多德認為像波斯與埃及這種大規(guī)模政治體都是“非政治”的，是不先進的，只有希臘城邦政治才能叫做“政治”。在他看來，一個超級大規(guī)模的政治體只能用這種蠻族人的專制方式去統(tǒng)治，而一個最理想的城邦不在于面積大小與人口多少，而在于人民各盡其分、各盡其用。最終，他也沒有設計出一個比埃及和波斯更“先進”的超大規(guī)模政治體的制度。盡管亞里士多德苦心孤詣，甚至為亞歷山大量身定制了“絕對王權”理論，試圖將馬其頓王權政治與希臘城邦政治有效融合。而且，在他的指導下，亞歷山大帝國也變成了現實。然而，帝國終究未能克服城邦分離主義的問題，無論是泛希臘主義、還是聯邦主義都歸于失敗。

可以說，正是從亞里士多德開啟了對東方大規(guī)模政治體的惡評，將東方政制歸于“專制”，與歐洲的“自由”相對。這成為希臘的主流文明傾向：希臘人與野蠻人、西方與東方、自由與奴役的對立。后世啟蒙思想家進而塑造出“自由的歐洲”與“奴役的亞洲”之間的對立，構成了直至今日仍頗具影響的“東方專制主義”敘事。啟蒙運動時期的孟德斯鳩把中國描述成以恐懼為原則的專制政體，區(qū)別于以榮譽為原則的君主政體和以美德為原則的貴族政體。后來，黑格爾也說中國除了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外，其余全部臣民都沒有自由，處于被奴役的狀態(tài)。馬克斯·韋伯認為雖然古代中國建立了官僚制，但這種支配形態(tài)是歸屬于傳統(tǒng)型支配下的家產制支配。“家產制支配者都企圖迫使非家產制的子民、像家產制子民一樣無條件地服從于其權力之下，將所有權力皆視為他個人的財產，就像家權力與家產一樣，這是家產制支配的內在傾向。”（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家產制下，君主把臣民當成家臣一樣支配，后者對前者具有人身依附關系，韋伯將其與基于理性的、非人格化規(guī)則的法理型支配區(qū)別開來。再到后來，魏特夫提出一個所謂“東方專制主義”的命題，認為古代中國之所以產生大規(guī)模中央集權專制國家，是因為大型治水工程的需要。顯然，東方專制主義的理論敘事反映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古希臘城邦政治才是“政治”（自由），東方大規(guī)模政體是“非政治”（奴役），即便是韋伯也難免落于歐洲中心主義的窠臼之中。

然而可惜的是，當時的亞里士多德沒有了解到，在波斯的東方還有一個超大型的大一統(tǒng)中央集權國家正在悄然形成。經過戰(zhàn)國的分裂與混亂，中國經由秦國完成了福山所謂的現代國家構建，以大一統(tǒng)國家的形態(tài)實現了對多民族多文化的高度整合，鍛造了后世兩千年中國統(tǒng)一國家的文明形態(tài)。相反，西方則是，繼承希臘衣缽的羅馬之后，再無羅馬。希臘“始終存在希臘人和蠻族的界限”，無法解決文化認同的問題。正如《戰(zhàn)國與希臘》指出，從文明根性上看，希臘強調自由優(yōu)先，強調自治分治與多元主義，自由帶來了多元，多元維護了自由。然而，就像伊索克拉底為何要絕食自殺一樣，靠武力征服建立起來的自由秩序難道不會去破壞自由嗎？而且，自由的結果往往意味著分離。正如伊索克拉底建議馬其頓國王腓力要給波斯人帶去“自由”，因為他深深知道，“自由”這個詞帶給希臘世界的恰恰是分裂與瓦解。希臘從城邦走向帝國再到分崩離析，真可謂“成也自由，敗也自由”。 兩千年以后，法國羅蘭夫人在臨刑前感嘆：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