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立華

思想者小傳

楊立華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史、儒學、道家與道教，近年來主要著力于宋明哲學、魏晉哲學的研究。出版專著《中國哲學十五講》《宋明理學十五講》等，譯著有《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宋代思想史論》《帝國的話語政治》等。

人生如同在茫茫的大海，有時遭遇驚濤駭浪，有時看起來風平浪靜。但即便在風平浪靜之中，也蘊含著各種各樣的不測。在充滿偶然和不測的人生路途中，經典的閱讀、經典的力量就好像錨，可以錨定我們人生的力量。

多年來，我一直強調通過經典閱讀來獲得某種經典性的人生，把自己的人生經典化。它不是意味著我們自己成了經典，而是強調把經典的力量注入我們的心靈當中，然后來面對各種各樣意想不到的局面和事情。

從這個角度來看，任何聽講，無論線上還是線下，都代替不了自己的閱讀。通過對經典的深入閱讀，我們能夠接續(xù)上往圣先賢的思考，獲得生命的沉淀。

莊子，很多人都知道這個名字。莊子的著述和思想，對于我的學術成長來說非常重要。我走進哲學之門，走上哲學研究的道路，最初引路的書就是《莊子》。記得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偶然一個機會讀到了《莊子》，從此欲罷不能。考上北大哲學系研究生之后，就開始跟隨老師們進一步學習《莊子》。多年來，我的研究脈絡也一直沒有離開過莊子，近來也一直圍繞莊子在進行研究和寫作。

《莊子》一書，將哲人的思考和評判融入寓言之中，通過人物之間跨越時空的對話傳遞哲學奧義。在后來的中國思想史上，幾乎沒有思想家能夠擺脫《莊子》的影響。那么，普通的哲學愛好者應該如何進入莊子的思想王國？如何理解莊子的文章之美？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閱讀體會和思考心得。

想了解古代哲學家的思考，除了研讀他們留下的文本以外，我們沒有別的更好的東西。尤其像莊子這樣的人，關于他的歷史記載非常少，我們能夠做的不過是“讀其書，想見其為人”而已

《莊子》這本書的研讀重點，我個人認為是“內七篇”，但這并不是說“外篇”“雜篇”就不需要去讀。“外篇”“雜篇”是后世學莊者所為之，其中透露出的很多信息對我們理解莊子很重要

古時“解莊”非常難，難就難在文本很龐雜、注釋比較多

歷來對《莊子》有不同的解讀方式，有的是學院派研究，有的是偏向于領會人生實踐智慧的寫作。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研究脈絡，那就是注疏的脈絡，即詳細注解、解釋，逐字逐句逐章地解讀《莊子》全書。

應當承認，要想了解古代哲學家的思考，除了研讀他們留下的文本以外，我們沒有別的更好的方式。尤其像莊子這樣的人，關于他的歷史記載非常少，我們能夠做的不過是“讀其書，想見其為人”而已。

注釋《莊子》的作品非常多。在我剛剛著手研讀《莊子》的時候，陳鼓應的《莊子今注今譯》對我影響很大。此外，還有一些注疏類的作品繞不過去。例如，鐘泰的《莊子發(fā)微》對《莊子》的文本解讀就非常細致深入。

我個人認為，儒家和墨家是可以稱作學派的。因為它們既有思想傳承，又有明確的傳承屬性。但道家有所不同，它沒有明確的傳承譜系，跟儒家、墨家相比更是明顯。所以，“以老解莊”是我不能贊同的。老子與莊子的哲學主題、思想宗旨和哲學關切點是有根本區(qū)別的。

“解莊”非常難，難就難在《莊子》的文本。《莊子》沒有一個明確的口傳傳統(tǒng)。舉個例子，讀《論語》或者《孟子》，特別是《論語》，和它相關的解釋傳承幾乎一直都沒斷過。因為有口傳的傳統(tǒng)，所以《論語》不管有多少種解釋，都有一定的統(tǒng)一性，有一些共同的東西是大家不會去質疑的。

但《莊子》不一樣，《莊子》文本本身就很龐雜，到魏晉時期才受到普遍重視，才開始有較多的注釋。直到郭象把《莊子》的文本進行重新整理并加以注釋，我們現在流傳下來的《莊子》文本才確定下來。這就導致莊子的哲學有一個非常長的歷史隔斷。結果是，不管哪一代研讀《莊子》的人，大體只能面對手里的文本去跟莊子對話。

由此，非大哲學家是不能“解莊”的。你沒有那種思考能力，無論有多深的訓詁功夫都沒有太大的用處，而必須要有根本的、足夠深的哲學思考。換句話說，對《莊子》這種沒有口傳傳統(tǒng)、有歷史隔斷的經典文本，需要有哲學心靈的人才能解讀好。

在《莊子》的注疏脈絡之中，有一本書非常了不起，那就是王夫之的《莊子解》。王夫之本人就是一個大哲學家，可以在很高的哲學高度上“碰見”莊子，可以經由對話不時透射出莊子的哲學高度。

朱子注《四書章句集注》時，有一個特別清晰的理念：注的內容不要太多，不要用自己的注湮沒了經典本文，經典本文才是最重要的。這是朱子作為一個大哲學家、文學家的清晰認識。不管我們的文字多重要，不管我們的解釋多細致，都不能遮蓋經典本文。錢穆在《莊子纂箋》中，也貫徹了這一理念。他廣泛搜集資料，把重要的內容匯集在一塊，既不失簡明，又顯得廣博豐贍。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現在接觸到的莊子哲學思想，嚴格意義上講是經過郭象整理之后的版本。盡管郭象注可能在很多地方明顯曲解了《莊子》原文的意思，但真正讀進去，會發(fā)現郭象的注釋在很多地方確實有深契于《莊子》哲學的地方。深契《莊子》哲學的地方，就是哲學的對話，是一個哲學家向另一個哲學家的致敬與質疑。

“或類《山海經》，或類《占夢書》”，52篇刪削整理為33篇

《漢書·藝文志》里面著錄的《莊子》是52篇，而我們今天看到的《莊子》為33篇。33篇文本的《莊子》，分為“內、外、雜”三個部分。其中，“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這是郭象刪削整理的結果。

郭象發(fā)現，他原本看到的《莊子》“外篇”“雜篇”里，龐雜的東西太多，“或類《山海經》，或類《占夢書》”。這樣的東西不可能是莊子作為一個哲學家所留下的正式文本，所以郭象就把相關部分刪掉了，并且對剩下的篇章進行整理歸類。

那么，“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全都是莊子本人寫的嗎？蘇東坡進一步提出，至少有4篇非莊子本人所著，即《說劍》《讓王》《盜跖》《漁父》。

王夫之在《莊子解》里更是講，“外篇”15篇全都不是莊子所作，而系“后世學莊者為之”。這是了不起的見識。他為什么這樣斷言？因為王夫之本人就是文體家，他看得出莊子的行文風格。例如，王夫之評價其中一篇說文字“軟美膚俗”，這怎么可能是莊子寫的呢？

大部分學者認為，“內篇”是莊子本人的作品，而“外篇”“雜篇”不是。但即使持這樣觀點的人，也沒有特別充分的根據，拿不出充分的理由。王夫之對文章的感覺是非常個體化的，這種感覺又難以傳達給大家，沒有辦法作為有效證據來說。

但也有一些大學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其中影響最大的應該說是任繼愈。任公一直都在講“外篇”“雜篇”是莊子本人所作，而“內篇”不是。他的根據是《史記》，司馬遷為莊周作傳并引用了《莊子》的話。任公注意到，司馬遷引述的話和篇名，都在“外篇”“雜篇”中。

不得不說，這個證據我們是無法輕視的。因為無論如何，我們離《莊子》都比司馬遷離《莊子》遠太多，司馬遷能看到的資料肯定比我們現在看到的更多。

上世紀80年代初，劉笑敢在其博士論文《莊子哲學及其演變》的開頭部分進行了詳盡考證，試圖把這個“疑案”予以解決。按照漢語的發(fā)展，單字詞的出現是早于雙字詞的，一定先有單字，然后再有組合字。他注意到“精神”“道德”“性命”等幾對概念——在“內篇”里，“精”“神”和“道”“德”沒有出現連用的情況；“外篇”“雜篇”里開始頻繁出現這些字的連用。

有人反駁說連用也不是作為完整的一個詞，而是在講“精”和“神”、“道”和“德”。《天下》篇講莊子“與天地精神獨往來”，這里的“天地精神”顯然是連在一塊的，是一個完整的詞。一旦明白這一點，就能夠證明一件事：“內七篇”整體上早于“外篇”“雜篇”。

通過這個線索，還能夠進一步確定年代關系。把《莊子》和其他經典加以比較會發(fā)現，跟《莊子》同一時代的，如《孟子》，還有早于《莊子》時代的，如《論語》，里面都沒有“道德”“精神”“性命”連用的情況；而偏晚的經典，如《荀子》《韓非子》已經開始頻繁出現這些詞的連用。由此可以基本確定，“內七篇”整體上早于“外篇”“雜篇”。

基于統(tǒng)計還可以看到，《莊子》“內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頻率極高。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內七篇”的整體性。《孟子》也是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們基本可以確定《莊子》的“內七篇”和《孟子》是同一時代的文本。根據歷史記載，孟子和莊子恰恰是同一個時代的人。

認識到語言文字的局限性，用虛擬對話講述“至德所知”

《莊子》這本書的研讀重點，我個人認為是“內七篇”，但這并不是說“外篇”“雜篇”就不需要去讀。

“外篇”“雜篇”是后世學莊者所為之，某種意義上也是后世學莊者對“內七篇”的理解。其中匯集的文獻、篇章離莊子活動的時代很近，透露出的很多信息對我們理解莊子很重要。而且由于后世學莊者對莊子的某些思想片段有充分發(fā)揮與展現，所以有些篇章也很妙。

很多人以為，《莊子》之美在于“莊周夢蝶”。其實，要真正去體會《莊子》文章之美，不要光看“莊周夢蝶”“庖丁解牛”。

《莊子》文章中，非大手筆不能為的是哪部？是《人間世》。尤其是《人間世》第一章，要編出一段顏回和孔子之間的對話，而且顏回每次說的話，在孔子的提點之下還要不斷提高，既要符合顏回的思想、符合他的個性，又能在孔子引導之下不斷提高，是非常難寫的。

如果莊子今天還活著，絕對是一個偉大的編劇，什么細節(jié)都要注意到，基本不穿幫。當然，也有個別馬腳被我們發(fā)現了。比如，莊子特別喜歡“十九”這個數字。庖丁那把刀用了十九年；《德充符》里“吾與夫子游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也是十九年。為什么都是十九年呢？因為說十一年太少，說二十年太整齊了，說十九年看著像真的，時間又足夠久，接近二十年。

莊子為什么采取這樣的“虛擬對話寫作”方式呢？之前的作品中，即使有對話，也基本都是實際發(fā)生的。例如，《孟子》的對話可能有點潤色，但孟子說服誰、跟誰辯論，實際過程中都是發(fā)生過的。《論語》也基本上是實錄，直接講孔子怎么說的，最多文字上有所潤色。

但《莊子》可以是編的，這是為什么呢？莊子后學對此展開了探討，其中最著名的是《寓言篇》。它在解釋莊子為什么這樣寫的時候講法比較膚淺，大致的意思是借著外人的口來說更有說服力。正如父親不能為兒子做媒那樣，父親為兒子做媒就得夸自己兒子，別人怎么會信呢？因此，要借別人的口來說，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話，借用歷史上、傳說中那些偉大的圣賢來說話。

《寓言篇》用“寓言、重言、卮言”解莊子的講法，其實是一個庸俗的想法。如果莊子是這樣的話，那以他的才華為什么不游于稷下學宮，反而守在漆園呢？其實，他根本沒把上面的那個擔心當一回事。理解這一點以后，我們也就知道以《寓言篇》理解之庸俗，斷然不會是莊子所寫的，他并不想取重于世。

莊子這樣寫的關鍵在于“說不可言說者”。在“內七篇”里，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都沒有說話；反過來，只要說話的，都沒有達到“至德者”的最高境界。

比如，《逍遙游》第三章中“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的神人，只在兩個人的描述中出場；再如，“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杳然喪其天下焉”那一段，那個“四子”同樣也沒有出場。因為，“至德所知，不可言說”。既然“不可言說”，那只能在沉默當中體達，即通達事物之理而無壅塞。

所以說，莊子是一個誠實到了極致的人。他認識到哲學的語言困境、表達困境，認識到語言、文字的局限性。達到這一認識高度的，不是只有莊子一人，但只有他停下來了——

至德者的所知、所見應該歸于沉默，如果陳述的這個人沒達到“至德”，那他所說的怎么可能是真知呢？于是，莊子嘗試利用“聞道者”和“問道者”的對話，煞費苦心地將“至德者”的“不可言說”、將最根本的真知表達出來。

（整理人：周丹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