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生奉西洋古典音樂為圭臬,中年后回歸傳統(tǒng)文化尋求民族精神歸宿,娜木拉的身上,濃縮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這一代音樂人從音樂出走直至文化回歸的歷程。

◆娜木拉簡介:

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豐臺區(qū)政協(xié)委員。大提琴演奏家、教育家。現(xiàn)任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校長、大提琴教授。

茶、紫砂、茶盤、古書、古琴、瓷器這些純粹東方元素的物品,與大提琴這種身形龐大的西洋器樂一道,和諧共居在娜木拉的中式風格家中。

融合在一起的,還有娜木拉持奉的溫良恭儉讓的道德外現(xiàn),和音色溫暖柔和、聲帶寬厚內(nèi)斂、氣韻悠長隱忍的大提琴聲音性格。

從幼年學琴,少年登臺,青年從教,到中年執(zhí)掌學校管理,娜木拉與音樂相伴半生,尤其讓她贊嘆不已的,是大提琴具備了中、高、低音,音域就像人生一樣寬廣。

“大提琴雖然是西方樂器,但在中國音樂家手中,演奏出來的中國音樂極富東方魅力。”前半生奉西洋古典音樂為圭臬,中年后回歸傳統(tǒng)文化尋求民族精神歸宿,娜木拉的身上,濃縮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這一代音樂人從音樂出走直至文化回歸的歷程。

草原兒女音樂傳家

同樣是從內(nèi)蒙古草原來到北京,同批被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招錄的學生中,娜木拉和她的同班同學韓磊在后來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音樂道路:一個放棄長號、進入流行音樂界成為知名歌手;另一個留在中央音樂學院這座培養(yǎng)高級專門音樂人才的音樂學府里,繼續(xù)深造。最近的一次聚首,是在央視《音樂人生》節(jié)目里,韓磊演唱,娜木拉演奏大提琴,兩人合作了一首廣為流傳的草原歌曲———《敖包相會》。

《敖包相會》的作曲者通福,既是草原著名的作曲家,也是娜木拉的叔父。出生在藝術(shù)工作者之家,父親是內(nèi)蒙古著名的大提琴和馬頭琴演奏家,母親是舞蹈老師。對這樣的家庭來說,音樂作為家庭傳統(tǒng),是要傳承的。

翻看娜木拉兒時的相冊,其中一張黑白照片令人印象深刻:不足9歲的娜木拉抱著爸爸的大提琴假裝在拉琴,笑彎了的眼睛里,泄露出狡黠和頑皮。

9歲來到北京,打拼至今,娜木拉的京腔比較純正,已沒有多少地方口音,“鄂溫克語也不太會講了,只記得小時候奶奶教過的一些鄂溫克族謎語。”但在生活中,她還保留著草原兒女煮奶茶、喝奶茶的習慣。

如今,家里能標識她鄂溫克族的身份象征,只剩下陽臺一角,靜靜矗立的一頭馴鹿標本。“鄂溫克族喜歡馴鹿,這是一頭小鹿,放在這兒好多年了。”

說起自己父親學大提琴的緣起,娜木拉解釋跟地緣有關(guān),“受俄羅斯的影響,呼和浩特的很多家庭都會讓孩子學一門樂器。就像哈爾濱的很多家庭會讓孩子學音樂、學芭蕾一樣。”

“由于媽媽是大提琴老師,我很自然就跟著她的腳步走下去了。”娜木拉的女兒娜米薩·孫在6歲時接過大提琴,開始了專業(yè)學習。

今年5月,娜米薩·孫參加國際比賽又拿了一個金獎。17歲已經(jīng)參加過幾次國際大賽,拿到過3項金獎、2項銀獎,身為媽媽的娜木拉感嘆:“傳承下去了!”在鄂溫克語中,娜米薩的含義是像麥浪一樣豐收的莊稼,娜木拉的意思則是秋季。

在娜木拉看來,演奏長弓就像演唱蒙古長調(diào)一樣,最為考驗功夫。“拉琴的技巧大致為兩種,一種是快速的炫技;還有一種是慢拉,拉得越慢,弓子不僅不能抖,還要拉出綿長、悠揚、委婉的韻味,這就需要非常多的技巧在里頭了。”

娜木拉手上的兩處繭子,都長在與琴弓、琴弦長期摩擦的皮膚處。也因為右手運弓拉琴、經(jīng)常運動到右肩背的緣故,她笑著坦白:“右背部的肌肉也比左背部略發(fā)達些。”

但這都不如手指明顯。右手食指靠近指甲處的關(guān)節(jié)向左彎曲的弧度,無法讓人忽略,手的主人在練習、演奏、教授大提琴時,是如何長時間地將力度和熱情傾注在握弓的手指上。

參加過國內(nèi)外上百次重大演出,在數(shù)十個國家和地區(qū)舉辦多次個人獨奏音樂會、室內(nèi)樂音樂會及講學活動,多次隨中國音樂家代表團赴國內(nèi)外各大城市公開演出……人到中年,仿若走到了人生的豐季,個人榮譽已不那么要緊,娜木拉推著學生們朝前,帶他們一次次站在國際舞臺中央。“參加國際比賽,是檢驗教學的一把金鑰匙,也是為國爭光的事!”

接過來、傳下去

一落座,娜木拉從詢問喜歡喝什么茶開始,聊起了關(guān)于茶的話題,她建議帶著小孩子一起喝茶。“讓小女孩喝茶,比如給她泡點白茶,再加點玫瑰花啦,剛開始淡淡的,她喝習慣了,就會慢慢接受了。”再回歸正題,說到大提琴教育時,似乎也蘊含著跟培養(yǎng)喝茶習慣一樣循序漸進的道理。

師者,傳道授業(yè)解惑。在娜木拉的理解中,師道是一個過程,“教育的過程就是不斷激勵的過程,特別像我們這樣一對一的陪伴式教育,在教授技法的同時,還給予精神上的鼓勵,形成克服困難的品質(zhì),進而以潛移默化的方式長期影響。”

拉琴,忍受手指疼痛是一項必過的關(guān)卡。疼怎么辦?怎么解決?堅強的意志品質(zhì)不是生而就有的,是在學習實踐中不斷收獲的。

當學生時,娜木拉的手指因為練琴流血、指溝裂開、患甲溝炎,宋濤老師說,“這在你以后的職業(yè)生涯中肯定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事情,咬咬牙就過去了。”學習大提琴的過程,總會伴隨著各種情況的手指傷痛。

現(xiàn)在的中國愛樂交響樂團大提琴首席趙云鵬,是娜木拉的學生。在一次訪談節(jié)目中,娜木拉回憶:趙云鵬怕疼,有段時間,他撥弦掌握得不好。“我對他說,你長得這么高大,就應該拉得有力度,要把大提琴那種剛強、寬廣的感覺充分表現(xiàn)出來,否則就很蒼白、沒有激情。”一次課上,趙云鵬終于使勁練撥弦了,結(jié)果手指一下就流血了。娜木拉一邊給他貼上創(chuàng)可貼,一邊數(shù)落他,“這是因為平時不用力練習的結(jié)果,否則手指早就會起繭子、形成一種保護,就不會這樣流血了。”

被譽為“中國音樂家搖籃”的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每年都要往大學輸送優(yōu)秀的音樂后備人才。在入學選拔上,附中秉持著“高精尖”的選拔標準,每年大提琴招生僅10人左右。

1992年留校任教還是個年輕教師的娜木拉,經(jīng)常會被分到入學考試靠后的學生。“我記得當時有個小孩比別人慢一些。反正我就好好教唄,掰開了揉碎了跟他說。每次考試都能看出來,他很用心地在拉。年輕的時候,這樣的學生教得特別多。”

音樂學習,也很考驗經(jīng)濟能力。“國外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特別嚴格,常常薄薄的一小本就得好幾百塊錢。”1995年娜木拉去法國里昂參加“Musicad”國際音樂節(jié)演出時,帶去的錢全都買了譜子。

演出必須得用原版的譜子。“在國外,如果拿一份復印的譜子上臺,任何一家音樂廳有權(quán)將其拒之門外取消演出。”

由于常有演奏機會,娜木拉給學生買譜子,她的好幾把大提琴,也借給買不起昂貴演奏琴的學生。

慈嚴總相濟,娜木拉對自己和學生也有股“狠”勁兒:“就是得把這點明白傳授給學生。不光要教,還要教好,還得拿獎。”

1997年至今,娜木拉的學生多次在國內(nèi)外重大比賽中獲獎。其中最有紀念意義的一個獎是在2002年。“柴可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音樂比賽”是世界上最大型的青少年專業(yè)音樂比賽之一,算是18歲以下全球最優(yōu)秀演奏家之間的“奧林匹克”了。學生田博年參加了“柴可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音樂比賽”,捧回了中國人有史以來第一座“小柴”比賽大提琴金獎獎杯,中國大提琴自此在世界舞臺開啟新時代。

零的突破后,娜木拉開始陷入一個新的思考:下一步如何提高質(zhì)量?還能夠給他們什么?

2500多年前,教育家孔子以“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簡括了儒家的文化理想和教育程序。樂在中國文化中,既是教育根基,也是教育工具,其最高境界是打動人心,化人于不知不覺中。

“給學生一碗,自己得有一缸。”這一缸,從哪兒來?

一次,娜木拉聽到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方承國講了一個“義”的故事,“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這句話一下子讓她找到了靈魂深處的民族根脈,她開始回歸傳統(tǒng),系統(tǒng)學習國學。

沒有藝術(shù)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娜木拉也關(guān)注義務教育階段的音樂課堂上,孩子學什么、聽什么、唱什么,音樂課到底帶給孩子什么。

“我小時候的音樂課特別傻,老師說學《外婆的澎湖灣》,然后就學學歌,其他啥也沒說。”娜木拉從政協(xié)的朋友口中得知,現(xiàn)在有的學校音樂老師也是干脆給孩子們聽聽唱唱《速度與激情》影片的主題曲。“如果在一堂音樂課上,能夠通過一些好的歌曲,介紹樂器、文化,再介紹有關(guān)的民族特點,不是更能給孩子打下更深厚的音樂根基?”娜木拉為此還專門寫了件提案:“建立音樂作品創(chuàng)作組。從北京開始,創(chuàng)立音樂標準化教育,讓音樂標準化進入各大音樂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