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一弦一柱思華年

即使每天把時間握在手里，匆匆時光依然從指縫里逝去。今年，王津體檢的時候猛然發(fā)現(xiàn)，從小到大保持的1.5的視力下降了。

“歲月不饒人，也是該眼花了。今年視力0.8。”王津擺擺手，笑了。這笑容背后凝結(jié)著一絲不得已的悵然。

1973年，王津的奶奶去世了。12歲的少年搬去跟爺爺同住，說照顧其實有點牽強，更像是就個伴兒。

“爺爺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工作，小時候我偶爾就會去給他送飯。每次就讓送到神武門外邊兒，爺爺溜達到門口取。他一般不愿意讓我們小孩兒進宮玩，他說了這宮里一草一木都是公家的。”至今王津談起這段的時候，眼神都會發(fā)光。這是他兒時的記憶，飽含著對親人的記憶。“那會兒故宮對我而言，就是神秘的。有時候也會胡琢磨，高高的宮墻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后來爺爺年紀大了，有時候報醫(yī)藥費、去醫(yī)務(wù)室拿藥，也是我去跑腿兒，那會兒對我而言故宮就是一個單位，每次匆匆來了就走，顧不上多看。”

1977年，王津從北京市第九十一中學初中畢業(yè)，準備響應(yīng)號召下鄉(xiāng)插隊。10月，朝夕相伴的爺爺去世了。算是一種照顧，王津接到通知可以去故宮接班。一開始得到的信兒是去圖書館。也是恰如其分，王津話不多，目光清澈，文質(zhì)彬彬的。

不過，院領(lǐng)導可能覺得男孩子更適合在文物修復廠工作，上班第一天，老廠長就帶他到各個工作室轉(zhuǎn)了一圈。

一轉(zhuǎn)就圈住了他的歲月。

走到鐘表室，一席簾子半遮著屋門，只有一位師傅正忙乎著，他就是后來王津的師父——馬玉良。

他停下手里活，站起來引著王津去看桌上擺著的兩件鐘表：“你喜歡什么呀？”

王津透著實在，憨憨地說：“不知道。”

他又問：“你喜歡動的還是靜的？”

“喜歡動的，好玩兒。”王津打開了話匣子，“我三四年級時拆過自行車，把鏈條卸下來，洗洗車軸，上上機油，覺得挺有意思。”

老師傅笑了，瞇著眼睛，說了一句“挺好”。大概過了十來天，王津接到了通知，去故宮博物院鐘表室上班了。王津以一種全新的視角，重新打量著爺爺工作了一輩子的地方，牢牢記得千百次的叮嚀“不能拔一棵草，不能摘一朵花，不能對這里的任何東西心懷覬覦”。

幾年前，在一場民間鐘表展覽會上，臺灣著名收藏家黃嘉竹帶來了一件得意的藏品——英國維多利亞女王送給女兒的一塊懷表。一片追捧贊嘆聲中，黃嘉竹拉著王津，執(zhí)著地詢問：“故宮有沒有這樣的表，這上面有女王的簽名。”

王津仔仔細細地把懷表放在手里端詳了一番，誠懇地搖了搖頭。黃嘉竹心滿意足。

確實，一輩子沉浸在精確到毫厘的機械修復中的王津，對于價值的判斷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超脫和淡然。也許，這就得益于爺爺兒時的叮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