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已逝與斯振大學

如今，古代書院留給我們的，要么是落滿青苔的殘垣古剎，要么是后人修復的匾額楹聯(lián)。斯文隨著書院的消亡而消逝，竟使得當今中國大學難以傳承斯文傳統(tǒng)。尤其令人失望的是，不僅斯文的概念已經被淡忘，而且斯文的精神內核更是日漸式微，以至于出現(xiàn)了眾多斯文掃地的現(xiàn)象。從時間上看，當今大學并沒有傳承好古代書院的“文化基因”；從空間上看，中國大學也并沒有借鑒好歐洲中世紀古典大學的精神遺志，甚至徒有其形式，而難求其精髓。因此，能否在古代斯文斷裂的情形下，在現(xiàn)代大學繼續(xù)舊有的斯文傳統(tǒng)呢？或者說現(xiàn)代大學是否有必要重建斯文傳統(tǒng)？

顯然，現(xiàn)代大學恐怕還沒有思考過這個話題。在現(xiàn)代社會中，能夠承擔斯文使命的組織一定是文化高度發(fā)達的組織，它不僅要“得與于斯文”，而且要“以斯文為己任”。“斯文”一詞對古人來說并不陌生，然而它對現(xiàn)代人和現(xiàn)代大學來說卻是陌生的。大學與斯文是何種關系？大學是否要斯文？今日大學還能斯文嗎？大學如何斯文？對于這種種問題，要尋求一種具有普遍說服力的解答似乎十分困難。即使作為從事大學研究的一員，在經過許久思考之后，才發(fā)現(xiàn)給現(xiàn)代大學的“斯文”作解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樣，至少我們會發(fā)現(xiàn)“大學與斯文”是一個值得讓人深思與慎思的問題。

2012年，東北師大65周年校慶之際，學校虔約當代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為學校賜墨以勵，在歷數(shù)東北師大成仿吾、張松如、楊公驥、蔣賜金、林志純、孫曉野等著名學者之師表典范后，興致盎然地為該校題寫了“斯文在茲”四個大字。饒公一是寄語后輩蘊意深遠，旨在倡導儒學人文精神，要負有擔荷斯文之道，以天下為己任的學風使命；二是告勉后輩落實此道在于道德人格的自我完成，這是儒學人文精神的內在本質。國學大師正是以如此情懷和感悟，品讀大學與斯文，斯文即大學，大學即斯文，斯文就在大學之中。如果說東北師大圖書館門前石碑上的“斯文在茲”是學界前輩對大學的寄望，那么在中國海洋大學設立的“斯文堂”，更是讓人將斯文、學堂和大學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盡管“斯文堂”展示的都是該校任教和培養(yǎng)過的作家，但我們不難尋覓到該校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提倡“文脈斯振”之根源。古有“斯振學堂”，而今亟須“斯振大學”。想來，這已經成為一個難以忽略的命題。

當我們在談論大學需要“文脈斯振”之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當今中國大學中，不僅斯文的外在形式缺失，更沒有了內在精神的支撐。大學在主動與被動中放棄了對道義標準的堅持，其價值體系失序，教育功能孱弱。斯文的傳統(tǒng)被實用主義代替，為學者求實用，求學者亦求實用，教育成為謀生的手段。因此，“斯振大學”不僅在于顯性的形而上的禮儀、禮數(shù)等規(guī)制，也在于內隱的形而下的大學自身的靈魂，即大學的骨氣、風骨，換言之也是大學的信仰，特別是大學的風骨是一代代學人的智慧積淀而成的共同價值觀念、文化傳統(tǒng)、行為準則、社會責任等的集合體。

從上述兩個層面來看，例如：大學的各種開學和畢業(yè)以及授予學位的典禮是斯文。在林文慶擔任廈大校長期間，凡是有學術報告或演講，在開始之前，往往會找學生彈一首鋼琴曲或吹簫或笛子，乃斯文也。再有，一所大學的斯文，不僅體現(xiàn)在學生上，還體現(xiàn)在校長和教授身上，華中師大前校長章開沅，擔任校長九年，每天上班堅持打領帶。他認為這是代表一個大學的形象。如果說這些都只是斯文的“表象”和“外顯”，那么斯文的“精髓”和“內在”更應該在于：一是大學成員要有斯文人格；二是培養(yǎng)出具有斯文理想的學者。這是大學斯文的兩種境界，所以判斷一個大學是否斯文，最終是看斯文有沒有被內化到學生和教師的身上。斯文在經典之中，不論是國內高校大力推行的通識教育、博雅教育，還是像西南大學本科生閱讀經典名著的考核，還是近年來不少大學興建國學研究院和本科生書院，這些都表明人們在努力地找回“消逝的斯文”。但是，“斯振大學”的途徑絕不僅僅是這些，它還有更多的內涵需要我們去不斷挖掘和開拓。

顯然，我們從“斯振大學”的實現(xiàn)路徑來看，承擔斯文的主要方式還是靠“教”，而“教”則要求教者先明道，有道才能教，能教才能斯文。有一例，臺灣學者張善楠在翻譯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里克·博克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一書時，將其譯為《大學教了沒》，而大陸學者侯定凱則將該書譯為《回歸大學之道》。雖然，兩個譯文有所區(qū)別，但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內涵是一致的，“教”就是“道”，“道”就是“斯文”。因此，能夠“斯文”的組織必須具備三種前提：一是得斯文；二是敬斯文；三是能教。對于今日我國大學來說，能教是以得斯文和敬斯文為前提的，而能得斯文，便知斯文之理，也就能敬斯文，因而關鍵的問題是能否得斯文，如果這個最關鍵的條件不具備，那么今日大學則很難承擔斯文使命。

當校友提出“給大學留點兒斯文”這樣一個樸素的要求時，恐怕真的需要我們反思了。因為，在大學追求效率和效益的大背景下，斯文與此類目標完全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提倡“章程和制度”的背景下，給大學保留一點兒精神和文化，也包括斯文，應該是大學制度建設和內涵式發(fā)展的應有之意。當代大學的斯文，既體現(xiàn)在大學的理念與制度之中，也折射在大學人的行為規(guī)范與精神歲月上，更沉淀在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中。大學的薪火相傳，在于斯文，而非在庸俗的泥淖里越陷越深。一所好的大學，既在排行榜上，也在斯文的延續(xù)中。

（記者馬躍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