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

鄭振鐸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精力充沛，涉獵極廣，著述豐碩，成就斐然。這些，都已成為后人津津樂道的話題。在我看來，鄭振鐸先生之所以被稱為最值得尊敬的人，更在于他的文學理想、學術實踐與創(chuàng)新能力等方面。對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同仁來說，鄭振鐸創(chuàng)辦文學所，更為中國文學研究事業(yè)開創(chuàng)了新局面。

1952年，根據(jù)中央人民政府前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決定，鄭振鐸受命籌建文學研究所。就像30年前成立文學研究會一樣，從1952年籌備到1958年離世，在何其芳的協(xié)助下，鄭振鐸積極制訂工作計劃，組織系統(tǒng)研究，為文學研究所的創(chuàng)辦發(fā)展，為中國文學研究事業(yè)付出了大量心血。

當時，他兼任文學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所長，首要任務就是延攬人才。文學研究所成立之初，科研人員主要來自3個方面，第一是來自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如何其芳、沙汀、陳荒煤、楊思仲（陳涌）、吳伯簫、毛星、朱寨、藍天、井巖盾、卞之琳、曹葆華等。第二是來自高?；蛳嚓P機構，如錢鍾書、余冠英、孫楷第、王伯祥等。第三是當年畢業(yè)的大學生，如曹道衡、樊駿以及稍后進所的鄧紹基、陳毓羆、劉世德、張炯等。我們從一些資料看到，為加強文學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的學術力量，鄭振鐸、何其芳等竭盡全力吸引人才。清華大學外文系錢鍾書、羅大岡，中文系余冠英，北京大學中文系俞平伯、孫楷第等知名教授，上海的王伯祥，天津的范寧，還有吳曉鈴、力揚等先后調(diào)入文學研究所。讀鄭振鐸《致唐弢》《致夏鼐》等信可知，勸說二人來京工作，殷勤備至。如《致夏鼐》：“弟生平不慣做行政事。但今日為了人民，為了國家民族，也不能不努力地做些事。且既做了，則必須做好?！薄锻醪槿沼洝芬捕啻握劦洁嵳耔I勸其進京工作的情形。

第二項重要工作是圖書資料建設。我在《西諦書話的啟迪》一文中，還借此探尋鄭振鐸的問學路徑及其藏書特色。最初，他只是出于個人興趣和責任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搶救古籍，視圖書為國家珍寶。文學研究所成立時，他把圖書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強調(diào)“以專為主，精中求全”。從《致張壽鏞》可以看出，他很早就注意到寧波近現(xiàn)代著名藏書家張壽鏞的藏書。據(jù)《王伯祥日記》，1953年4月，他就委托王伯祥挑選。第二年，張壽鏞后人將約園2000余種藏書售予文學研究所，奠定了文學研究所圖書館古籍收藏的基礎。

1957年，鄭振鐸建議成立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委員會，請錢鍾書擔任主任，委員如吳曉鈴、范寧、汪蔚林等，都是古籍研究的行家里手。他們積極購書，為文學研究所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貢獻。經(jīng)過不斷擴展，目前藏書已達16萬冊。其內(nèi)容除文化、歷史、政治、經(jīng)濟和宗教方面圖書之外，主要為文學類，以宋元刊本、明清小說和清代詩文集以及彈詞、寶卷等為四大亮點。2008年，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這一切，首先要歸功于鄭振鐸、何其芳那一代學者的高瞻遠矚。鄭振鐸不僅注重文學研究所的古籍收藏，在他的積極推動下，還成立了國家古籍整理規(guī)劃小組，統(tǒng)籌全國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鄭振鐸、何其芳都是現(xiàn)代作家，很注重新文學作品的收藏。周作人著作的早期版本、俞平伯上世紀20年代的著作、鄭振鐸編印的《中國版畫史》，以及聞一多的佚著《古瓦集》等，均已成為相關作家或詩人研究方面的稀見珍本。此外，圖書資料室還藏有1919至1949年中國出版的文學期刊1780種，如首倡中國新文學的刊物《新青年》，新文學第一個詩歌專刊《詩》，大型文學月刊《小說月報》《少年中國》《每周評論》，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刊物《前哨》《北斗》等現(xiàn)代重要的文學刊物，在這里都有完整的保存。

第三項重要任務是制定詳盡的科研規(guī)劃并付諸實施。文學研究為人民服務，為社會服務，這是鄭振鐸年輕時的理想追求。但他知道，這種服務，一定要建立在深厚的學術研究基礎之上。建所之初，下設中國古典文學組、中國文學史組、西方文學研究組、現(xiàn)代文學研究組、文學理論研究組、中國各民族民間文學研究組等。經(jīng)過幾年摸索，文學研究所逐漸明確了發(fā)展方向。1957年12月，文學研究所召開若干會議，就文學研究工作如何密切聯(lián)系實際，開展為期17天的大辯論，鄭振鐸、何其芳到會聽取意見。最終形成10年內(nèi)全所性的7項任務，有3個重點發(fā)展方向：一是古代、現(xiàn)代、當代文學史研究，二是中外文學理論與文學經(jīng)典研究，三是民族、民間文學研究。

文學史的研究與編寫，一直為鄭振鐸所關注，也是何其芳的興趣所在。在他的理想中，文學史不僅要打通古今，包含各種文體，更要展現(xiàn)中華多民族文學的輝煌。他自己撰寫過多種文學史，有著豐富的經(jīng)驗。他更希望組織各行專家，撰寫一部綜合性的文學史。后來，余冠英、錢鍾書、范寧等人主持編纂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唐弢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毛星主編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祁連休等主編的《中華民間文學史》，鄧紹基、劉世德、沈玉成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文學通史》，張炯、樊駿、鄧紹基主編的《中華文學通史》等，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鄭振鐸的遺愿，在海內(nèi)外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

在文學理論與外國文學譯介方面，鄭振鐸、何其芳很早就制訂計劃，系統(tǒng)翻譯介紹希臘戲劇、易卜生戲劇、莎士比亞戲劇、莫里哀戲劇以及英國、法國、俄國的小說、詩歌等作品，為中國讀者認識世界打開了一扇窗戶。關于中外文學經(jīng)典研究，鄭振鐸有著龐大的計劃，其中就包括《古本戲曲叢刊》《古本小說叢刊》等。文學研究所成立之初，他就提出編纂《古本戲曲叢刊》的設想。直到他逝世那年，“叢刊”完成了四集的編纂。此后60年間，《古本戲曲叢刊》一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重點項目，盡管中間歷經(jīng)波折，余下的最后幾集，即將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時候劃上圓滿句號。

1932年，鄭振鐸為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作序說，他曾發(fā)愿寫作一部《中國小說提要》，并付諸實踐，陸續(xù)在報刊發(fā)表若干提要。《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的出版，部分實現(xiàn)了他的愿望，但也留有遺憾，只是“專載以國語文寫成的‘通俗小說’，而不錄‘傳奇文’和文言的小說”。后來，鄭振鐸先生將孫楷第先生引進到文學所工作，他希望這項工作能夠進一步拓展，并在此基礎上編纂《古本小說叢刊》。所有這些遺愿，文學研究所同仁都已一一實現(xiàn)。劉世德主編《古本小說叢刊》收錄中國古代小說珍本、孤本、善本凡170多種，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收錄范圍較之孫楷第先生的著作有較大的拓展。

第四項重要工作是文學普及工作。1953年10月21日，鄭振鐸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為做好古典文學的普及工作而努力》，論述了文學普及工作的意義及其難度。他說，古籍整理與普及工作，對參與者有很高的要求，深厚的學養(yǎng)、細致的態(tài)度、長期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文學研究所剛剛籌劃建立的時候，最初的工作就是計劃選注歷代文學經(jīng)典作品。《王伯祥日記》里詳細記載了鄭振鐸、何其芳等人精心策劃《詩經(jīng)選》《史記選》《漢魏六朝詩選》《三曹詩選》《唐詩選》《宋詩選注》等選注工作。每一部書的編纂，從篇目的確定，到注釋的推敲，都經(jīng)過反復打磨，然后內(nèi)部油印，送到國內(nèi)相關研究單位、高等院校，廣泛征求意見。經(jīng)過這樣幾個回合，才最后定稿，公開出版。這樣的書，闡釋經(jīng)典，其本身也成為一種經(jīng)典，多數(shù)印行在數(shù)十萬冊以上，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而這些作者的名字和聲譽，也逐漸走出學術圈，為廣大讀者所熟知。

鄭振鐸先生說過：“唯大時代乃產(chǎn)生大著作。我民族光榮之建設，正息息在犧牲與奮斗中邁進?！苯裉?，我們紀念鄭振鐸先生，不僅僅要繼承他的治學精神，更要學習他功成不必在我的博大胸襟和為振興中華民族文化勇于獻身的氣概。

最初，鄭振鐸希望做一個純粹的學者，不愿浪費時間。他說：“我從來不大預問外事，也最怕開會?！钡?，當民族危難來臨時，當國家工作需要時，他會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偉大的事業(yè)中。用他的話說，“每一個人，都應為‘大我’而犧牲‘小我’。成功不必‘自我’?！忍煜轮畱n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人人有此信念，民族乃得永生”。用學術服務社會，服務人民，說易行難。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熱切希望“魯藝”的學員走出小“魯藝”，投身到大“魯藝”中，把自己的知識和才華貢獻給社會和人民。其實，鄭振鐸做到了這一點。正像胡愈之《哭振鐸》所說：“你的雄心是要用一切力量來為祖國創(chuàng)造更多的精神財富，任何艱難困苦都不能松懈你的干勁。在文學工作中，你是一個多面手，不論在詩歌、戲曲、散文、美術、考古、歷史方面，不論在創(chuàng)作和翻譯方面，不論是介紹世界文學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遺產(chǎn)方面，你都做出了平常一個人所很少能做到的那么多的貢獻。但是更值得懷念的是你的愛國主義熱情，對被壓迫人民的同情和正義感?！倍@，正是鄭振鐸留給后世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