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

　　基于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在抗戰(zhàn)時期，鄭振鐸冒著生命危險，聯(lián)合出版界同人，開展了一次對古籍的搶救行動。

　　1937年，日本侵略軍占領(lǐng)北平、上海，隨后東南各省也相繼陷落。當時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流落上海舊書肆并大量散失海外，留在上海的鄭振鐸對此非常痛心，特別當他看到路透社發(fā)自華盛頓的一篇電文之后更加心急如焚。電文中說，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組主任赫美爾宣稱，“中國珍稀圖書，現(xiàn)在源源流人美國，舉凡稀世孤本、珍稿秘藏，文史遺著，品類畢備”，國會圖書館已購進千冊。中國的局勢，將會和羅馬當年的陷落一樣，致使“歐洲發(fā)生四百年黑暗時代之情形相似”。將來要研究中國歷史、哲學等，“或?qū)⒁匀A盛頓及美國各學府為研究所矣”。

　　局勢的這種變化讓鄭振鐸的古籍收藏變成了一場搶救行動。這場行動中，最具“戲劇”色彩的莫過于他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曲折過程了。

　　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元代是中國戲曲的巔峰時代，誕生過關(guān)(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等戲曲大家。但由于年代久遠，流傳下來的劇目，很多年間僅限于明代臧晉叔《元曲選》所選雜劇一百種。后來羅振玉、王國維發(fā)現(xiàn)了黃丕烈（清代著名藏書家）士禮居舊藏《元雜劇三十種》，其中有《元曲選》中未見之17種。另外，由于黃丕烈在書簽上題了“乙編”二字，王國維推斷此書必定至少還有“甲編”。

　　1929年，鄭振鐸在《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上讀到清末民初學者丁初我寫的《黃堯圃(丕烈)題跋續(xù)記》一文，文中提到丁曾從常熟人趙宗建之藏書樓舊山樓借到過一部63冊古今雜劇，其中有雜劇240余種，也是“園舊藏”，為明代藏書家趙清常手抄本。據(jù)此，鄭振鐸推想，這可能便是包括甲編在內(nèi)的全本了。

　　鄭振鐸于是托人找到丁初我，詢問書的下落，丁說書已歸還舊山樓。鄭又親往常熟舊山樓，由于戰(zhàn)亂，舊山樓已成廢墟瓦礫。鄭振鐸無功而返，除耿耿于懷別無他法。直到八年以后的1938年，藏書家、版本學家陳乃乾告知鄭振鐸，蘇州某書賈發(fā)現(xiàn)有32冊元雜劇，抄本中多有清常道人跋，這些書正是從丁初我家中散出的。

　　鄭振鐸得到這個消息異常興奮，苦等八年的元雜劇終于又出現(xiàn)了。但當時日本侵略軍已經(jīng)占領(lǐng)上海，鄭振鐸全家正在“孤島”苦撐，對于千元要價自己實在無力承擔。他先是將此消息電報告知政府教育部的盧冀野(鄭振鐸原暨大同事，詞曲專家，時在漢口)和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時在香港)，自己則向朋友、商務(wù)館以及上海暨大同仁借款，第二天即攜千元趕到來青閣，將錢交與楊壽祺經(jīng)理。楊經(jīng)理除允諾次日下午從書主唐某手中取書之外，還告訴鄭，說另外32冊在集寶齋店主、古董商人孫伯淵處，自己也可以代為購買，要價不過兩千。鄭振鐸更是喜出過望，忙著回去籌款去了。

　　不想，當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唐某手中的書已被孫伯淵于清晨以900元購去。孫將全書合璧以為奇貨，竟是非萬元不肯出手了。鄭振鐸當然不肯罷休，好在盧冀野傳來消息，說教育部打算買下。當時兼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也發(fā)來電報，要他盡量壓價，答應(yīng)由教育部承擔這筆巨資。雖然如此，但教育部撥款難到，還是鄭振鐸找暨南大學代理校長程瑞霖籌足款項，又經(jīng)陳乃乾從中“作伐”，最終以9000元將書購下。

　　這本書被鄭振鐸命名為《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是趙清常在明朝萬歷年間用三年多的時間抄校而成的。原為66冊，后失2冊。此書先后為錢謙益、錢曾、季振宜、何煌、黃丕烈、汪士鍾、趙宗建、丁祖蔭等至少9位藏書家所擁有。全書包括元明雜劇242種，其中刻本69種，抄本173種，有元人關(guān)漢卿、王實甫、馬致遠，明人賈仲名、楊文奎、楊慎等戲曲家的作品和元明兩朝佚名作家的神仙劇和歷史劇多種，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傳的孤本。

　　事后鄭振鐸這樣說：“我在劫中所見、所得書，實實在在應(yīng)該以這部古今雜劇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書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時而得到了200多種從未見到過的元明二代的雜劇，這不該說是一個‘發(fā)現(xiàn)’么?肯定的，是極重要的一個‘發(fā)現(xiàn)’。不僅對中國戲劇史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們說來是一個極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國文學寶庫里，或中國的歷史文獻資料里，也是一個太大的收獲。……這個收獲，不下于‘內(nèi)閣大庫’的打開，不下于安陽甲骨文字的發(fā)現(xiàn)，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fā)現(xiàn)。”

　　這部書先存于北平圖書館駐上海辦事處，現(xiàn)藏于國家圖書館。

　　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

　　在書的發(fā)現(xiàn)以及購買過程中，張元濟、傅增湘、袁同禮等人都給予了高度關(guān)注，他們最大的擔心是典籍的流失海外。張元濟是最早在潘承厚處見到此書的32冊的，由于商務(wù)館無力購買，于是向潘提出“不情之請”，謂“書一出國，此后恐不可復見，可否請寬留數(shù)日，將不見于《元曲選》中者，許敝館攝照留作底本”。在鄭振鐸將書購下之后，商務(wù)館最終得以付費千元、贈書十套為價將書中未曾流行的劇目影印出版，書名《孤本元明雜劇》。至于9000元的購書款，應(yīng)該是最后由國民政府教育部核銷的。按照鄭振鐸當時的說法，自己“幾經(jīng)努力，費盡苦心，始設(shè)法代某國家機關(guān)購得”，這個某國家機關(guān)就是國民政府教育部。

　　在“以余之孤軍與諸賈競”的過程中，鄭振鐸深感勢單力薄，終于，他聯(lián)系商務(wù)印書館的張元濟、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在1940年的上海“孤島”，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并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部門機構(gòu)申請撥款搶救古籍。由鄭振鐸、張鳳舉分管采訪等具體事宜，張壽鏞、何炳松負責保管經(jīng)費，張元濟負責鑒定宋元善本。在而后不到兩年的時間內(nèi)，以政府教育部所撥百多萬元款項，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購得玉海堂、群碧樓、鄧氏風雨樓、張氏蘊輝齋、海鹽張氏、武進陶氏、南潯張氏適園、劉氏嘉業(yè)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等著名藏書樓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達3800余種，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種。依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言，中央館善本庫中的藏品，幾乎都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從“孤島”時期的上海搶救出來的。

　　在《劫中得書記·序》中，鄭振鐸說了這樣的話：“余素志恬淡，于人世間名利，視之蔑如。獨于書，則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數(shù)日，如大將之克名城。失之，則每形之夢寐，耿耿不忘者數(shù)月數(shù)年。”這些話，是他的真情寫照。

　　鄭振鐸（1898～1958），我國現(xiàn)代杰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翻譯家、藝術(shù)史家，也是國內(nèi)外聞名的收藏家、訓詁家。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全國文協(xié)研究部長，人民政協(xié)文教組長，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