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從建立初期開始，就非常重視黨章的制定和完善。在90多年的奮斗歷程中，特別是在革命建設改革的重大歷史關頭，黨都通過修改黨章這個“黨內根本大法”，為全黨指明奮斗目標、方針政策和行為規(guī)范等。

   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18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大通過了黨綱，二大制定通過了黨的歷史上第一部正式的黨章。其后，黨章經歷了多次修改。

讓我們共同回顧一下黨的歷史上黨章修改的幾個細節(jié)。

中共三大修改黨章

首次規(guī)定新黨員有候補期及黨員可以“自請出黨”

1923年召開的中共三大，第一次修訂黨的章程。與二大黨章相比，三大黨章的章節(jié)體例完全保留不變，仍然是黨員、組織、會議、紀律、經費和附則六章，但從條文的數量上看，由原來的6章29條改為6章30條，增加了一條；從內容上看，在基本保持二大黨章內容的基礎上作出了一些新的規(guī)定，如：（1）新黨員入黨由原來的“須有黨員一人介紹”改為“須有正式入黨半年以上之黨員二人之介紹”。（2）首次規(guī)定了新黨員有候補期的制度，并根據候補黨員不同的社會職業(yè)，規(guī)定了不同的候補期，勞動者的候補期為3個月，非勞動者的候補期為6個月，但這個規(guī)定在執(zhí)行的時候可以有一定的彈性，“地方委員會得酌量情形伸縮之”。候補黨員在履行義務方面與正式黨員相同，但在行使權利方面，只能參加小組會議，只有發(fā)言權和選舉權，沒有被選舉權。（3）首次規(guī)定黨員可以“自請出黨”，即自愿退黨。這是三大黨章唯一新增加的一個條文。

對黨員“自請出黨”，還作了相應的規(guī)定：“須經過區(qū)之決定，收回其黨證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須由介紹人擔保其嚴守本黨一切秘密，如違時，由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采用適當手段對待之。”

中共五大修改黨章

選舉產生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機構

據鄭超麟回憶，他是與陸定一做伴去武漢參加五大的。他們乘坐的是英商怡和公司的輪船。70多年后，鄭超麟還對一位裝扮成魚行老板的“戴眼鏡的老頭子”的代表記憶猶新：

“老頭子攜帶他的老伴兒以及四五個兒女，說是到漢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開魚行。我們問他魚的市價，問他哪種魚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個弟弟王震東，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鋪位隔得遠遠地。我同王震東在甲板上散步，我說：‘你的哥哥真像魚行老板?！?/p>

就是這位“魚行老板”，成為黨的歷史上首位中共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主席。這也是黨的五大另一個鮮為人知卻又意義非凡的“第一”，那就是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標志著黨的紀律檢查制度的創(chuàng)立。五大后通過的黨章首次規(guī)定在中央、省設立黨的監(jiān)察委員會。

黨從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視黨的紀律和黨內監(jiān)督機制的建設。一大通過的綱領明確規(guī)定：“地方委員會的財務、活動和政策，應受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監(jiān)督?！倍笸ㄟ^的《關于議會行動的決議》，明確了共產黨員參加議會活動的監(jiān)督制度。在二大通過的第一個黨章、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和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均專設“紀律”一章。

如此重視黨的紀律監(jiān)督的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沒有在建黨初期成立專門的紀律檢查機構，而是在建黨6年后的1927年，才在黨的五大上成立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呢？

從黨的發(fā)展歷程看，黨的第一個中央監(jiān)察機構產生于五大，是黨組織和革命形勢發(fā)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客觀需要和必然產物。

處于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從五十幾人，到不足千人，一無政權二無經費，連黨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都要靠教書、當編輯和寫作維持生活，東奔西走為黨籌集經費。由于黨員人數少、質量高，黨組織長期處于秘密狀態(tài)，機構精干且紀律嚴明，違紀現象較少發(fā)生，因此沒有成立專門的紀律檢查機構，而由黨的各級委員會直接維護和執(zhí)行黨紀。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人在建立黨的早期組織過程中曾做過一些工作，并被選為代表出席了黨的一大，但不久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黨毫不留情地將這樣的人清理出去，保持了黨組織的純潔性。

雖然沒有專門的監(jiān)察機構，卻嚴格維護和執(zhí)行黨的紀律———便是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能保持清正廉潔作風的重要原因。

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深入和轟轟烈烈大革命的到來，黨的影響迅速擴大，黨的力量也隨之迅猛發(fā)展。大批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進步青年和革命軍人紛紛加入黨的組織。新黨員的急劇增加，黨員教育的滯后，加上少數投機分子的混入，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面臨嚴峻形勢。在這種形勢下，在黨內設立專門的監(jiān)察機構，就成為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

1927年5月9日，五大選舉產生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監(jiān)察機構——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王荷波、張佐臣、許白昊、楊匏安、劉峻山、周振聲、蔡以忱當選為中央監(jiān)察委員，楊培森、蕭石月、阮嘯仙當選為候補中央監(jiān)察委員。10位同志都是工農運動和革命斗爭中久經考驗、在群眾中擁有崇高威望的黨的領導干部，其中6人出身于工人。

當選為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主席的王荷波，山西太原人。曾出席黨的三大和四大，歷任中共中央執(zhí)委會委員、中央局委員、中央工農部主任、上海地方執(zhí)委會委員長、中共北方局委員、全國鐵路總工會執(zhí)委會委員長。五大閉幕后三個月，王荷波在八七會議上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即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王荷波來到天津，調查處理順直省委組織糾紛，撤銷了堅持右傾錯誤、拒不執(zhí)行八七會議方針的彭述之的省委書記職務。接著來到河北玉田，傳達八七會議精神，部署武裝暴動。有的同志出于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痛恨，要求開除陳獨秀黨籍并把他槍斃。王荷波反問：“你們要求槍斃陳獨秀，是根據黨章上哪一條？黨章上有槍斃黨員的規(guī)定嗎？”接下來，他耐心解釋，平息了大家的怨氣。幾天后，玉田暴動取得成功，王荷波卻因叛徒告密在北京被捕。在獄中，他受盡酷刑，卻始終嚴守黨的機密，留下的唯一遺囑是請求黨組織教育他的子女，不要讓他們走上和自己相反的道路。1927年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在北京安定門外箭樓西邊英勇就義，終年45歲。

除王荷波外，黨的五大選出的10名監(jiān)察委員中，先后有7人犧牲在刑場或戰(zhàn)場上，無一人叛黨投敵。這些黨的監(jiān)察先驅，用鮮血和生命詮釋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和對革命事業(yè)的忠誠，為鮮紅的黨旗增添了絢麗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