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被標志性事件帶入宏觀社會語境的微觀個體，這些小人物“成名”，往往比成功人士的“上頭條”，更能成為時代的印記。

都知道，這是個“素人”也能迅速變“網(wǎng)紅”的時代，但爆紅的代價是速朽。但有些人的迅速“成名”，卻注定讓人無法轉(zhuǎn)過身后就忘卻，只會觸“名”傷懷、倍感痛心：短短十來天里，魏則西、陳仲偉、雷洋三個原本樸素無常的名字，接踵刷屏了網(wǎng)絡，被安插在“××事件（案）”的標簽里然后被印在輿論廣場的碑柱上。

作為個體的他們，原本并不自帶“主角體質(zhì)”，很少與公共事件沾邊：就在不久前，他們身份標簽或許還是“學生”“醫(yī)生”等?？梢粓龆蜻\，卻讓他們的命運迎來拐點，哦，不是，是“終點”——將他們歸并在了“逝者”名單里，而他們的死，也成了被導入輿論視線的引線。

死于非命，向來比壽終而歿更能觸動公眾的悲憫神經(jīng)?？勺屗麄兊谋瘎∞粝鹿娗榫w按鈕的，與其說是死于非命本身，不如說是悲劇背后的時代況味，這也是其能引發(fā)輿論共振的緣由所在：魏則西最直接的死因雖是不治之癥，可將他推向絕望的最后一根稻草，卻是亂行醫(yī)、大醫(yī)院科室承包亂象和搜索引擎競價排名誤導；陳仲偉死于20年前為其植過烤瓷牙的病人，背后卻連著“醫(yī)患矛盾”一地雞毛的爭論；雷洋則跟“涉嫖娼死亡”的詞眼捆綁。

我們形容某個人尋常，常會說“他在電視劇出現(xiàn)不會超過三集”，可魏則西等“路人甲”們“成名”了，卻是以再不會出現(xiàn)在他們親人身邊為代價的。這何其沉重？布迪厄曾揭示個人苦難的社會性：“個人遭遇的苦難，看似主觀層面的緊張或沖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會深層的結(jié)構(gòu)性矛盾”。魏則西們的遭際，亦是如此。

正因他們之前的平常和之后遭遇劫難的不確定性，所以其悲劇才會極具代入感；也因為這些悲劇在個案性之外，更是安全事故頻發(fā)時代某些社會性問題在個體身上的投射，就如孫志剛、佘祥林等事件一樣，所以他們才會成為標志性符號，并引發(fā)無限關注。

作為被標志性事件帶入宏觀社會語境的微觀個體，這些小人物“成名”，往往比成功人士的“上頭條”，更能成為時代的印記。當年孫志剛事件后，有人說，孫志剛用生命改寫了一部法律；唐慧上訪事件，則推動了勞教的廢除。這些事件都是個案，但是，個案的背后卻勾連著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權益。在悲劇發(fā)生后，有了法治進步、制度補缺，或者，以此讓整個社會審慎生命和尊嚴的價值，如此方是避免揮霍反思機會的不二方式。

任何社會和時代，都免不了會出現(xiàn)悲劇，但小人物們的“成名”，應像反思頁面上跳出來的“彈窗”那樣，它鏈接的標志性事件，也不啻為對我們恒久的提醒：要汲取教訓，將這些事件作為推動法治趨善的坐標，以規(guī)避悲劇重蹈，以免下一個“魏則西”的出現(xiàn)。

□佘宗明（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