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最關注的一個例子，即是關于“漢朱提銀”的考訛鑒偽經過，它常常被我們用來在授課時舉例說明。

《后漢書·郡國志》載：“朱提山出銀銅”，朱提山位于四川樂山犍為南部山區(qū)，其銀藏純度為天下冠。在新莽時代，已有明確規(guī)定“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值千”。以此論之，犍為出產朱提銀的崇高地位，在當時已是公認與共識。

關于著名傳世文物“漢朱提銀”，最初出土是在光緒壬寅（1902）。出于洛陽白馬寺，有光緒戊戌進士鄧邦述題名記述，且指明是“漢朱提”。另一記載則是著名金石學家端方的題記：

“光緒己亥（1899），余在關中得雁塔所出唐朱提，重五十二兩。形質與今方寶略似。今年復從洛陽得此，文字邃古，洵西京（西漢）故物，特櫝而藏之。癸卯1903十一月匋齋記。”

端方在1899年于西安得唐朱提，又于1903得漢朱提，其后經羅振玉、方若等金石學大家題跋，1926年，方若（藥雨）以兩千銀入手“漢朱提銀”。1935年，方氏古泉收藏全部轉與錢幣收藏家陳仁濤。陳遷居香港，“漢朱提銀”也流出內地。1955年，風聞陳氏欲出售泉藏，國家文物局又專門派員將陳氏藏泉重金購回，此品也同時回到內地，收藏于北京歷史博物館（即后來的中國歷史博物館）。由文物錢幣專家認定，“漢朱提銀”為一級品、“絕品古泉”，等級地位最高。

但就是這樣一件流傳有序、言之鑿鑿、來歷分明且已經被定為一級的“漢朱提銀”，在上世紀70年代卻被專家質疑。20世紀70年代，錢幣專家駱澤民受聘為博物館鑒定，他的“目驗”結論，一是此件的金屬構成并非純銀，且大部不是銀質；二是“漢朱提銀”的文字書體造型非常陌生，并非漢風。他大膽判定此物不會早于明代。對于中國歷史博物館而言，一級文物忽然從漢降至明，簡直是開玩笑，當時雙方鬧得很不高興，許多文物專家也大謬不然。而另一疑點曰不是銀質，想想連端方、羅振玉、方若皆有鑒跋，總不見得都走了眼，但那可以作金屬成分檢測。只是，當時檢測手段落后，又誰也不敢從這“一級文物”上取樣以冒損壞風險。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20年以后的上世紀90年代，中國歷史博物館科學技術部開始引進了最先進的、西方用來檢測油畫古董的菲力蒲95——DXX熒光能譜儀。這是用光譜、頻譜的方式，不需搞損壞性的取樣檢測即可隔空觀照，分析、了解物質成分含量構成。經過對“漢朱提銀”的光測，“漢朱提銀”構成中并不含銀；是由銅、鋅和錫、鉛、鐵等元素構成的合金。此論一出，業(yè)內大嘩。但再想不通，科學檢測的結論卻是無可動搖的客觀結論。如果“漢朱提銀”的成分不是純銀，則犍為銀藏之說并無意義，而是漢是唐也無關宏旨了。此外，以純錫冶煉的技術到明代后期才發(fā)達，漢代擁有合金冶煉技術也聞所未聞。至于“一級文物”之譽更是不著邊際也。

即使“朱提銀”既非漢物又非純銀，或出于仿制，或失于調包，但它的存在卻告訴我們如下一些游戲規(guī)則：第一，歷代文獻考證不可輕信。即使是端方羅振玉方若等大牌也無濟于事，這是書畫古物考證中文獻著錄學派要萬分小心的。第二，“目驗”即憑經驗也不一定靠譜。基于個人經驗積累的個人判斷，即使正確，但只要與習慣的傳統(tǒng)結論沖突，不為大家接受，則仍然無法證明自己。駱澤民的鑒定其實正確，但他只憑“目驗”，卻無法證明自己，還是要等待二十多年之后才有可能真相大白。在此中，“證明”是最重要的關鍵詞也極難達到。第三，鑒定工作重在一個證據(jù)鏈。各項鑒定結論共同支撐一個結論。其中只要有一個證據(jù)被動搖，整個證據(jù)鏈就像多米諾骨牌，會全線崩塌。比如“漢朱提銀”諸證據(jù)鏈中，只要純銀檢測這一環(huán)出錯，其他各種年代判斷、用途判斷、流傳經歷判斷、收藏家判斷，都無法再成立。第四，科學檢測手段必須被引進書畫文物鑒定領域。過去我們搞文科的不懂自然科學，不懂計算機圖像、材料學、物理工學等內容，只知道憑文獻著錄、憑“目驗”、憑風格樣式分析、憑個人經驗，卻犯了眼光狹窄，不知天下之大的弊病。現(xiàn)在有這樣綜合交叉的學習研究機會，應該積極應對吸納釆用之，建立新時代的鑒定學科架構。

從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在用地層學理論及碳14檢測的技術做斷代的主要依據(jù)，表明中國的藝術考古鑒定早就開始釆用高科技手段介入研究了。只不過，這一進程多停留在個案層面，進展還是相當緩慢，一是既懂藝術又懂科學技術的雙棲人才太少，運作困難。二是整個行業(yè)的傳統(tǒng)思維統(tǒng)轄籠罩，缺乏共識，很難有創(chuàng)新的機會、空間與可能性。但愚意以為，只要堅持做下去，這種以技術檢測為依據(jù)，科學判斷為結論的模型，一定會代表將來藝術考古、鑒定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