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先斌在72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肖像前

　　和許多做個人博物館的人一樣，吳先斌最初只是想完成內心情懷的實現(xiàn)。但隨著藏品日漸豐富，吳先斌對博物館建設、對抗日戰(zhàn)爭和歷史的認知也在不斷變化。“如果僅僅是專家學者來研究這段歷史的話，提供給社會的只是一個‘思考的歷史’，而社會各階層的人都來參與的話，給社會留下的將是‘歷史的思考’，恰恰這種‘歷史的思考’，對社會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吳先斌希望，通過建立南京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給“歷史的思考”提供一個民間切入點。

　　從2006年開始，南京市政協(xié)委員吳先斌先后投入3000多萬元，自辦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目前，該館抗戰(zhàn)遺物藏品5100多件。為搜集這些民間抗戰(zhàn)記憶，9年間，吳先斌跑遍全國各地，先后走訪500多名抗戰(zhàn)老兵和南京大屠殺幸存者。

　　企業(yè)家出身的吳先斌最早并沒有開辦抗戰(zhàn)博物館的明確念頭，他只是和其他企業(yè)家一樣，對瓷器、玉器等古玩收藏感興趣，但在收藏過程中他逐漸接觸到一些抗戰(zhàn)時期的史料，于是就去請教專家學者，特別是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連紅。

　　“國內研究起步晚，成果相對就少，而且參與研究者層次比較單一，都是專業(yè)歷史學者，缺乏社會參與。”在張教授的介紹和引導下，吳先斌慢慢對抗戰(zhàn)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認識到國內抗戰(zhàn)史研究的不足之處。于是，他放棄古玩字畫收藏的愛好，投資專門用于抗戰(zhàn)史料、文物收藏和陳列的博物館。2006年，吳先斌的南京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獲批“問世”。

博物館內老兵手印

　　“這里沒有標語口號，只有文物在講述歷史”

　　“一個沒有危機感的民族是無望和無救的。”田漢的名言警句鐫刻在南京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入口處，震撼著每位參觀者的心靈。博物館入口處兩側墻上寫滿了參觀者的簽名和留言，“勿忘國恥，珍愛和平”成為留言的主旋律。展廳迎門鐫刻的巨幅《義勇軍進行曲》詞譜，激蕩人心，催人奮進；側面懸掛著的72張神情各異的1937年大屠殺幸存者照片，均為吳先斌委員采訪時所攝，真實記錄了那段黑暗歷史。

　　“這里沒有標語口號，只有文物在講述歷史。”吳先斌委員說，館里現(xiàn)有5100多件珍貴文物，4萬余冊抗戰(zhàn)類書籍，其中關于抗戰(zhàn)歷史的孤本善本就有2000多份。

　　日軍大屠殺期間的各式軍刀，江南水泥廠難民區(qū)中方管理人員賈瑞林使用過的望遠鏡，江南水泥廠會計科副主任徐莘農(nóng)等記載難民區(qū)真實情況的書信；兩名日本軍人安穩(wěn)地坐在凳子上開槍，揭示當時屠殺已成為休閑、取樂的照片……一件件文物“淘”來不易。

　　藏品和書籍，都是吳先斌四處奔波收集而來。這些年，吳先斌先后去過長沙、重慶、廣州等城市，投入大量資金搜集日軍侵華史料。有一次，他聽說句容一位收藏家手里有一本當年日軍的畫報，便馬上開車去買。身上的現(xiàn)金全給了收藏家，開車回來的路上，他才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沒錢交高速公路過路費，只好從湯山繞小路，花很長時間才回到南京。

　　館藏有一張侵華日軍自己拍攝的南京仙鶴門大屠殺的照片。照片上尸橫遍野，慘不忍睹，是日軍在南京屠城屠鄉(xiāng)的有力證據(jù)。“侵華日軍為炫耀戰(zhàn)功，各部隊都有出寫真帖的習慣，這張照片就出現(xiàn)在日軍攻打南京部隊之一的伊東部隊寫真帖內，是幾年前從一個東北收藏家手中買的。為購買這套資料，吳先斌坐了10個小時火車，花去5萬元，嘴皮子都快磨破了。”5萬元在當時不是個小數(shù)目，但收獲“無法用金錢來衡量”。吳先斌覺得很值，“紀錄日軍在南京仙鶴門暴行有文字史料，但圖片一直比較缺乏，這張照片可以說‘勝過1000個單詞’。”

　　“每個藏品都有故事。”陳列廳里有一張看上去皺皺的名片，字體均為豎寫，正面是名字和頭銜：魯蘇皖邊區(qū)游擊第四縱隊司令陳中柱。1938年底，陳中柱擔任魯蘇皖邊區(qū)游擊第四縱隊少將司令，此后幾年，他積極與新四軍配合，堅持在蘇中、蘇北地區(qū)開展對日游擊作戰(zhàn)，屢立戰(zhàn)功，威震敵膽。1941年初，日偽軍分幾路大規(guī)模“掃蕩”，圍剿魯蘇皖邊區(qū)游擊部隊，主要矛頭對著陳中柱指揮的第四縱隊。激烈戰(zhàn)斗中，陳中柱身中六彈壯烈犧牲。后頭顱被日軍割下，被帶到泰州向日酋南部襄吉請功，因此陳有“斷頭將軍”之稱。

　　2012年8月，陳中柱遠在澳大利亞的女兒獲悉博物館有父親名片后，專程趕去，寫下一段話：“爸爸，我今天見到您的筆跡和印章，回憶往事，又像見到您一樣。”

　　“要想著收咱失地，別忘了還我河山”，吳先斌幾年前在嘉德拍賣會上拍得的一副馮玉祥的對聯(lián)，是目前博物館“花錢最多”的文物———吳先斌花了78萬元拍得。對聯(lián)是馮玉祥在1939年7月7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兩周年的晚上寫的。吳先斌每次看到對聯(lián)，都會心潮澎湃。他說，“馮玉祥寫的這副對聯(lián)，不論你在什么時候看，內心都會有一種激憤”，這副對聯(lián)會不定期在館中展示。

　　館藏文物：南京大屠殺期間，金陵大學圖書館難民營工作人員邰常仁自制打印書籍《戰(zhàn)爭意味著什么———日寇暴行在南京》，旨在盡一己之力，向歐美人士揭露日軍暴行。

　　“不能少了一個在民間捍衛(wèi)歷史的人”

　　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十分了解吳先斌的辛苦。“其實吳委員的經(jīng)濟實力不是十分雄厚。”張教授說，“為讓資金更多地用于收集史料，吳先斌十分節(jié)約，他省下火車臥鋪費，千里迢迢坐硬座，甚至站著，去外地‘淘寶’。這個民間博物館也不追求豪華，它體現(xiàn)了一種實實在在的歷史價值。”

　　和許多做個人博物館的人一樣，吳先斌最初只是想完成內心情懷的實現(xiàn)。但隨著藏品日漸豐富，吳先斌對博物館建設、對抗日戰(zhàn)爭和歷史的認知也在不斷變化。“館藏大多來自民間。”吳先斌認為，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史其實就是一部民眾史。

　　吳先斌并不介意博物館的“民間”頭銜，“如果僅僅是專家學者來研究這段歷史的話，提供給社會的只是一個‘思考的歷史’，而社會各階層的人都來參與的話，給社會留下的將是‘歷史的思考’，恰恰這種‘歷史的思考’，對社會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吳先斌希望，通過建立南京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給“歷史的思考”提供一個民間切入點。

　　吳先斌的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供市民免費參觀。從2006年開館至今，吳先斌一共投入3000多萬元。博物館一年的運營費用要200萬元。起初這些全部來自吳先斌自己的工廠盈利。現(xiàn)在，工廠轉行，博物館員工卻增至10名，加上水電等成本，博物館一年開支耗費他年收入近四成。而文物收集的費用更是日日見漲。“去年南京民間抗戰(zhàn)博物館光文物征集就花費180多萬元，超過了政府檔案館年征集的費用。”

　　盡管如此，吳先斌還是到處在“淘寶”。

　　對此，很多人不理解，覺得他作為一個企業(yè)家不好好掙錢，去辦什么博物館，有點不務正業(yè)；也有人懷疑他，辦博物館是不是為了更長遠的經(jīng)濟利益。吳先斌說，“很多企業(yè)家有了一定經(jīng)濟條件后，都想為社會做點什么，我就想用這種方式來回報社會。”他認為，一切花費和辛苦都是值得的，“在南京像我這樣的小企業(yè)家成千上萬，多我一個少我一個無所謂，但不能少了一個在民間捍衛(wèi)歷史的人。”

　　民間博物館發(fā)展不易。吳先斌說，他辦抗戰(zhàn)博物館，是覺得南京這個城市需要“它”。

　　除了展出文物，許多活動也選擇在吳先斌的博物館舉行。去年8月13日，在博物館舉辦了江蘇省中國近代史學會“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69周年”學術研討會。辦了博物館之后，吳先斌也常去高校參加抗戰(zhàn)史研討會。隨著博物館影響力擴大，越來越多的機關、黨派、團體與學校組織學員前來參觀，還時常邀請吳先斌去學校演講，向學生宣講抗戰(zhàn)歷史，傳遞愛國情懷。

　　今年兩會期間，吳先斌委員分別提交了兩件關于紀念抗戰(zhàn)的提案。一件是《關于為南京大屠殺期間設立國際安全區(qū)的外國友人塑像的提案》，他說，在1937年那段腥風血雨的日子里，來自德國、丹麥、美國、蘇聯(lián)、奧地利等國的十多位國際友人冒著生命危險，以各種方式保護南京民眾，并記錄下日軍殘暴罪行。他建議，在當年南京國際安全區(qū)范圍內的主要街道設置約翰·拉貝、辛德貝格等這些拯救我們同胞于水火的外國友人的塑像。還有一件提案是《關于在南京光華門修建南京城保衛(wèi)戰(zhàn)紀念碑的再建議》，吳先斌認為，78年前的南京保衛(wèi)戰(zhàn)，近15萬中國守軍浴血奮戰(zhàn)，先后有十幾位將軍（含追認）及近十萬士兵（含淪陷后遭日軍屠殺）為南京城的尊嚴付出年輕生命。為此他呼吁，在南京光華門修建南京城保衛(wèi)戰(zhàn)大型紀念碑。目前，兩件提案都在辦理之中，部分建議采納到南京市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的活動中落實。

博物館內的展品日本侵略者的軍刀

　　希望民眾銘記這段歷史

　　南京已有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京國際航空烈士紀念館，南京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的存在意義何在？面對疑問，吳先斌說，“公共紀念館給參觀者提供的是一種宏觀介紹，我這里突出的是一些重要細節(jié)。歷史有時存在于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jié)和實物之中。”國家博物館藏品代表國家記憶，民間博物館收藏代表民間記憶，二者融合才是民族的“完整記憶”。

　　吳先斌委員一直有個理念，就是民眾自覺參與這段歷史的維護，比那些被動由單位組織來參觀的方式，收效會更好一些。他平時也會注意觀察前來參觀的人，如果有的人停留時間很長的話，他都會主動去和他們聊天。

　　博物館內一角，放置了幾排書架，上面分門別類排放著有關抗日戰(zhàn)爭的書籍和資料。書架前錯落擺放著一個小圓桌和幾把椅子，供前來參觀的市民停下腳步，了解歷史的點點滴滴。怕參觀的老年人看不清書本上的字，吳先斌還細心地在書架一側放上了幾副老花鏡。

　　吳先斌鐘愛紙制印刷品，“我平時訂了8份報紙。”他說，看到和抗戰(zhàn)有關的歷史故事會剪下來、裝裱成冊。博物館的免費閱覽處就擺放著吳先斌悉心整理的各種抗戰(zhàn)故事集，有老南京系列、抗戰(zhàn)史料館系列、抗戰(zhàn)故事系列等，僅其中的抗戰(zhàn)故事系列就有40本之多。

　　為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讓更多市民了解抗戰(zhàn)歷史，吳先斌的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和季我努學社聯(lián)合辦起抗戰(zhàn)大講堂，每月舉辦一場公益講座，邀請20多位學術“大咖”來館講課。6月大講堂開場演講,著名歷史學家楊天石受邀到館講解“中國抗戰(zhàn)與美英蘇三大國的關系”，南京大學民國史專家張憲文受邀點評。當天場內座無虛席；隔日南京媒體紛紛報道。抗戰(zhàn)大講堂受到歡迎，吳先斌也頗感欣慰。

　　近年來，南京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被江蘇省國防教育委員會命名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4年7月10日，被民建中央命名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4年12月11日，中央電視臺國家公祭專題節(jié)目，對吳先斌和他的南京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作了大篇幅專題報道。

　　博物館從建成到現(xiàn)在，有超過20萬人次的參觀量，都是民眾自發(fā)來的。現(xiàn)在，南京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有了官方微博、微信平臺，建有網(wǎng)站“南京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及時發(fā)布博物館的活動信息及工作動態(tài)；組建起工作團隊，可以系統(tǒng)策劃和開展各類主題活動。館里聘請的7人工作團，成立了口述歷史調查組，正在傾聽收集抗戰(zhàn)老兵的故事，將來和公眾分享。

　　從幾年前開始，吳先斌還帶著志愿者們開始了一項新工作：陪伴幸存者，看望老兵。陪老人聊聊天，不談戰(zhàn)爭，就拉拉家常。

　　“我感覺戰(zhàn)爭陰影在他們心中始終沒有散去，但他們并沒有抱怨，而是平靜度過晚年。”吳先斌感慨道，“看著他們，我深深感到，和平是多么幸福。如果更多人意識到這一點，許多悲劇就不會重演。”

　　“只要有心，只要你愿意做，沒有什么是困難的！”看著館藏的72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肖像，200多個老兵手印……吳先斌說，他必須要“趕時間”。

　　（作者單位：南京市政協(xié)辦公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