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各種幼教思潮進來，國內(nèi)對此也有各種聲音。學前教育老師們常常無所適從，甚至浮躁。我們的教育在吸收外來文化時，也要植根于民族、國情之中，我們要了解自己的歷史，在傳承中創(chuàng)新。7月31日，由中國民辦教育協(xié)會學前教育專業(yè)委員會等單位主辦的“陳鶴琴幼教思想研討會”在京召開，本刊擇要刊發(fā)，以饗讀者。

　　———編者

　　作為著名的教育家、兒童心理學家、兒童教育專家，陳鶴琴全面系統(tǒng)地論述了幼兒教育的問題，并探索創(chuàng)造了既適合中國國情，又符合幼兒心理發(fā)展特點的中國化、科學化的幼兒教育，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論跟思想體系。紀念他，我想關(guān)鍵詞就是兩個：科學化、中國道路，我們學習他的時代意義也就在這里。

　　最近，有的專家對六個國家的幼兒教材做了比較，看東西方教材中自我自主、克己奉公兩類內(nèi)容所占的比例。最后發(fā)現(xiàn)，日本、韓國幼兒教育教材基本上體現(xiàn)的是東方理念即克己奉公。而中國的教材從理念上已經(jīng)基本上接近西方國家，自主自我內(nèi)容所占比例比較高。也就是說從我們目前的教材涉及的教育理論上看，都已經(jīng)接近了西方國家，這與近幾十年，大量西方幼教理論引入中國分不開，如福祿貝爾、蒙臺梭利、馬拉古奇等人的思想，以及西方的幼教經(jīng)驗如法國的做中學，德國的自然森林教育、新西蘭的兒童學習故事等。隨著這些理論與實踐經(jīng)驗的引入，我們幼兒教育的理論和教材也較多地體現(xiàn)了西方的教育理念，這是很自然的。但是這種教材的西方化并不意味著我們的教學實踐也如此。這也正是我們現(xiàn)在幼兒教育存在的問題：理念上沒有注重實踐化，在實踐上并沒有真正的科學化。我們今天學習陳鶴琴先生很重要的時代意義，就在于我們要走一條科學化的中國幼兒教育道路，而陳鶴琴先生為我們幼兒教育的科學化與中國化提供了可貴的借鑒。

　　追求理想，但不脫離中國的實際

　　做教育，我們不能夠只有理想，只描繪一個藍圖，而不考慮到中國實際，陳鶴琴先生既追求一個理想的幼兒教育，但同時又不脫離中國的實際。

　　1981年11月，年近90歲的陳先生給《幼兒教育》題詞：熱愛、了解和研究兒童，教育他們使之勝過前人。我想這就是他幼兒教育的重要的理念，他認為舊中國的教育制度空談理論，教學脫節(jié)，讀死書，讀書死，書本至上，不求進步，學生缺乏創(chuàng)造性，沒有動手能力。我覺得學習陳鶴琴先生的教育思想，特別重要的就是抓住他看到的舊教育的問題。針對這種情況，陳鶴琴一生都在致力于把死教育變成前進的活潑的有生氣的教育，即“活教育”。

　　陳鶴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論包括他的目的論、課程論、方法論。

　　首先是“活教育”的目的論。他認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讓孩子做人，做中國人，做現(xiàn)代中國人。他說：“做一個中國人與做一個別的國家的人不同。做一個中國人必須熱愛自己的國家……為自己國家的興旺發(fā)達而努力。”他還說：“我們要做世界人，便要愛全世界的人類。愛那些站在真理一面的人類，真理是不會泯滅的，真理是我們做人、做中國人、做世界人的最高準則。”他認為做現(xiàn)代中國人包含五方面的條件，要有健全的身體，要有建設的能力，要有創(chuàng)造的能力，要能夠合作，要樂于為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我們?nèi)绻堰@五方面的條件跟現(xiàn)在的《3-6歲兒童學習與發(fā)展指南》對照一下，實質(zhì)內(nèi)容是相近的，他這五個方面提得簡單明確，使我們一目了然。“活教育”的目的論體現(xiàn)了德智體全面發(fā)展的要求，體現(xiàn)了時代要求和歷史使命。把做人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仍是我們今天的教育要追求的目標。

　　“活教育”的課程論是“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針對傳統(tǒng)教育“把書本作為學校學習的唯一材料”，把讀書和教書當成了學校教育活動內(nèi)容的實際狀況，陳鶴琴將“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材料”概括為“活教育”的課程論。這是跟死教育的課程論最重要的區(qū)別，應該也成為今天幼教課程改革的方向，如我們講以游戲為主，實際上游戲應該是以大自然、大社會作為背景，作為環(huán)境，作為生態(tài)的游戲。而不能只是停留在課堂之中。

　　1928年，陳鶴琴負責全國幼稚園課程標準的草擬和制定工作，他反對小學和幼稚園的分科教學法，提倡“整個教學法”，主張把兒童所應該學的東西整個地、有系統(tǒng)地教給兒童。整個教學法到今天仍然是我們幼教改革的一個最重要的課題。目前指南對我們幼兒教育應該發(fā)展的5個方面都講得非常清楚，關(guān)鍵是這五個方面如何在一日活動中變成整個的。陳鶴琴當時就明確提出，把兒童所應該學的東西整個、有系統(tǒng)地教給兒童。

　　“活教育”的教學論就是“做中學，做中教，做中求進步”，我想這是我們現(xiàn)在所謂克服幼兒教育小學化傾向的關(guān)鍵所在。最近督導部門也對幼兒園小學化傾向進行了督導，在督導過程當中出現(xiàn)的分歧就在于什么是小學化，到底是孩子學了小學的內(nèi)容叫小學化，還是指不要用小學的教學方式來進行學前的教育，這兩個之間看法不是很一致的。討論中，也有人提出，美國高中的課程改革要求加大AP課程（大學先修課程）的比重，提出要實現(xiàn)高中有50%學生選修AP課程，這是不是就叫做高中大學化？

　　其實，我想小學化當然與內(nèi)容有關(guān)，但可能主要不在于內(nèi)容，主要是在于所用方法不適合于孩子的年齡特點。而陳鶴琴先生提出的“做中學，做中教，做中求進步”就是我們改革的重點。他的“活教育”教學論的基本原則也就在這里。他說這并不是否定書本知識而是強調(diào)兒童是在與自然社會的接觸當中，在親身觀察和活動當中來獲得經(jīng)驗和知識。也就是說不在于學了多少東西，而在于這種學是通過孩子親身的觀察跟活動得到的，所以他主張把書本知識跟兒童的直接經(jīng)驗相結(jié)合，這樣獲得的知識才真實、才親切而且才可以激發(fā)兒童的學習興趣和研究的精神。

　　陳鶴琴提出，隨著課程的改變，組織形式也應該變，所以活教育的課程形式應該符合兒童活動跟兒童的生活方式，符合兒童跟自然社會環(huán)境的交往方式，所以他提出了五指教學法。該教學法包括五方面的活動，他用人的五根手指作比喻，而這五根手指是長在一個手上的，是不可分割的。我覺得五指教學法跟指南提出的五個方面也有很密切的聯(lián)系，這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幼兒教育課程模式，比近幾年從西方引入中國的模式早很多年。

　　善于借鑒，但不盲目模仿西方

　　我們需要借鑒，因為只有開放才能更好地促進我們的改革。但是我們不是盲目地模仿西方。陳鶴琴留美的時候，他系統(tǒng)地學習了美國的教育學說，以及心理學的實驗研究方法，如借鑒杜威的思想。1934年7月，他對歐洲11個國家進行了教育考察，參觀了許多新型的實驗學校，跟各國的教育專家進行教育問題的討論，對歐洲的新教育有了真實的感受，從里面看到世界教育發(fā)展趨勢的共同特點，認為這是中國教育值得借鑒的。

　　但他的借鑒又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國進行幼兒教育實驗研究的過程中指出：“要曉得我們的小孩子不是美國的小孩子，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環(huán)境跟美國不同，我們的國情跟美國的國情又不同；所以他們視為好的東西在我們用起來未必都是優(yōu)良的。”我們現(xiàn)在的實踐實際上也證明了這一點，不僅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環(huán)境跟美國不同，應該講我們整個的文化生態(tài)以及我們的家長都跟美國不同。所以，他提出：“幼稚園的設施總應當處處以適應本國國情為主體，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總以不違反國情為唯一的條件。”陳鶴琴強調(diào)了要和國情結(jié)合，這可能是我們現(xiàn)在進行改革需要重視的一個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引進國外的理論和國外的實踐是必要的，在一段時間里面模仿也是必要的，因為你不模仿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東西，但是時至今日如果我們還是只有模仿，中國的幼兒教育沒有多少路可走了，因為很難適應我們現(xiàn)在時代的發(fā)展，包括家長的需求。所以說，就有一個如何真正走出中國的幼兒教育道路的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而陳鶴琴先生當年就已經(jīng)提出來了，面對舊教育的全盤西化，脫離實際，死讀書本的時弊，他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國，抄來抄去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這句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他從美國回國以后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方面他用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批判封建的制度對兒童的束縛跟殘害。另外一方面針對當時幼兒教育被外國教會壟斷，全盤西洋化的現(xiàn)狀疾呼：“幼稚教育抄襲西洋，不切合中華民族性，不適合中國國情，不能使中國兒童適應。”陳鶴琴的思想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實驗本國教育的基礎之上提出來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我想我們現(xiàn)在最需要的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的學前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