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衛(wèi)九鼎《洛神圖》（局部） 資料圖片

康娛淫游的宓妃。王逸《離騷經(jīng)章句第一》說“宓妃佚女，以譬賢臣”。以宓妃為隱士，以靈均求宓妃為“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心力也”之意。然就《離騷》文本觀之，王逸對《離騷》中宓妃的解讀不免偏頗。《離騷》寫宓妃曰：“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發(fā)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王逸《楚辭章句》注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又云：“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游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其以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唯與靈均道不同故不相謀而已。然而“緯繣，乖戾也”“淫，私逸也”。“緯繣”“驕傲”“康娛”“淫游”都是貶義詞。且彼時屈原已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于《離騷》中頻以湯禹、武丁、周文等前圣為則。因此，神女如宓妃之屬并不符合屈原道德價值評判體系。

《離騷》中另有數(shù)語值得注意：“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這段文本出現(xiàn)于靈均求女前，而《離騷》中兩次涉及“淫游”一詞，一次用于夷羿，一次用于宓妃，實非巧合。屈原對太康五子、夷羿及澆等一系列行徑極盡鞭笞，以“康娛”“淫游”譴責其行，而他在責難此數(shù)子后，又以“淫游”“康娛”描述宓妃，可見他對宓妃持否定態(tài)度。

依違兩可的宓妃。現(xiàn)存文本中對宓妃的記載，《離騷》之后便是《遠游》、劉安《淮南子·俶真訓》、司馬相如《上林賦》、劉向《九嘆·愍命》。《淮南子·俶真訓》曰：“若夫真人……馳于外方，休乎宇內(nèi)，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俶，始也。真，實也，道之實，始于無有，化育于有，故曰‘俶真’。”《淮南子》雜糅了儒、墨、法、陰陽數(shù)家之論，以老莊無為之道為精髓與主旨。高誘所謂“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于道”。其釋真人之游，以雷公夸父為臣，以宓妃織女為妻妾，于天地間從容悠游，無所顧慮。真人既以宓妃為妻，宓妃自是合于蹈虛守靜之則，雖不與儒家標準相合，卻與道家之則相契，后世王逸注《離騷》以宓妃為隱士，或亦受《淮南子》影響。至司馬相如《上林賦》，則第一次描寫宓妃美貌：“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姣冶嫻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青琴亦是神女，斯二女離俗出塵，美艷嫵媚，辭人對其甚為傾慕。于秦末漢初黃老學說占據(jù)社會文化思潮主流之時，宓妃在文學寫作中呈現(xiàn)出了與《離騷》“康娛淫游”不同的特質(zhì)。

至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jīng)，儒家評判體系又使宓妃之形象承襲《離騷》而成為眾所違棄之對象，這種影響一直貫穿兩漢。揚雄《甘泉賦》有“屏玉女而卻虙妃。玉女亡所眺其清廬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羽獵賦》有“鞭洛水之虙妃，餉屈原與彭胥”。劉勰雖以揚雄此語為夸飾，卻也映射出宓妃為其時所否定，而這種否定的背后，不僅是對儒家道德體系的墨守，也是對人性的壓制。值得注意的是，揚雄又于《太玄賦》中有“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此賦是揚雄后期作品，在賦末揚雄表明“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之生命態(tài)度。以此可知價值評判體系的確立，不僅與時代有關(guān)，也與個體生命歷程相關(guān)。至東漢張衡《思玄賦》則與《離騷》相類：“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雖色艷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欲求宓妃又覺其“浩蕩”而棄之。

儀靜體閑的宓妃。曹植《洛神賦》中的宓妃，糅合了其他詩歌與神話中的神女，如宋玉《神女賦》與《列仙傳》中“江妃二女”之事，將這些神女之美質(zhì)皆化入“宓妃”中，并統(tǒng)冠以“宓妃”之名，對宓妃從外形與內(nèi)美兩方面進行徹底改造。外形的改造自不必多言，所謂“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仿佛兮若輕云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宓妃之驚艷，成為后世文學史中美的代名詞。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則是曹植對宓妃內(nèi)美的改造：“瑰姿艷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tài)，媚于語言。”“嗟佳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

蔡邕《述行賦》曰：“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熊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澗瀨。”這是曹植《洛神賦》的先聲。《離騷》中康娛淫游、美而無禮的宓妃，在曹植的筆下，卻是儀靜體閑、習禮明詩。經(jīng)曹植改造后的宓妃，不僅擁有絕世之容顏，也擁有知書明理之內(nèi)美，秀外慧中。然而，即便內(nèi)美與修態(tài)兼具，詩人依舊是求不得，所謂“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宓妃只能于太陰之中寄心君王。《離騷》中之求不得在淫游無禮，而《洛神賦》中此因并不成立。

《洛神賦》雖托以宓妃之名，然其故事卻是詩歌與神話的融合。《詩經(jīng)·周南·漢廣》有言“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臨水隔江而望，對伊人心雖向往，身卻不能至，這一境遇，與《洛神賦》相契。又《列仙傳》“江妃二女”條記載鄭交甫事，鄭交甫見二女而悅之，贈珮與二女，二女亦手解佩與鄭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shù)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這則人神于江邊相戀而最終殊途的傳說，亦可說是《洛神賦》的故事原型之一。曹植所謂“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而觀《神女賦》末尾，楚襄王與神女“歡情未接，將辭而去”亦是以人神相離為結(jié)局。因此可以說，在人神相戀這一類模式中，人神因道殊而分離是文學寫作的特定模式之一。

漢末建安與魏晉時代對儒家道體倫常甚是淡漠，鄴下文人集團以曹丕、曹植為領(lǐng)袖，與眾文士間并無太多禮法束縛，其同游于酒酣耳熱之時仰而賦詩，對建安風骨的形成起到極大的作用。然而儒家倫常早已滲透于社會意識中，士人們一方面有對于美之追求，對于任情而為之渴望，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因儒家倫常潛意識影響而產(chǎn)生的對自我欲望的壓制。這便是應玚《正情賦》所謂“余心嘉夫淑美，愿結(jié)歡而靡因”，“仰崇夏而長息，動哀響而余嘆”，曹植于《感婚賦》中亦言“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因此《洛神賦》中，“余”對宓妃之情，既有心向往之的熱望，又有因傳統(tǒng)禮法而對自身情感的壓制，而宓妃對“余”亦然。這種被壓抑的情感通過文學寫作而升華，因求不得而產(chǎn)生一種距離之美，更為感動人心。

另外，魏晉崇尚以悲為美，錢鍾書《管錐編》言“奏樂以生悲為善音，聽樂以能悲為知音，漢魏六朝，風尚如斯”。以悲為美總比以樂為美更為深邃而有意味。因此，曹植《洛神賦》以人神道殊為結(jié)局，也是在時代影響下的一種有意為之。由此，宓妃在唐前文本中從康娛淫游的下女而徹底轉(zhuǎn)型為儀靜體閑的女神，成為愛、美與純情的化身，對后世文學創(chuàng)作影響深遠。

（作者：林家驪 汪妍青，分別系浙江樹人大學教授、浙江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