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晚期形成以玉為載體的禮制形態(tài)

紅山文化玉器絕大多數出自積石冢石棺墓內，而積石冢代表一種特殊形式的埋葬制度，在興隆洼文化時期已經出現，規(guī)模偏小，分布零散；至紅山文化時期發(fā)展成熟。冢地多選擇在山梁或土丘的頂部，外觀呈方形、圓形或方圓結合。通常情況下，積石的下面埋有墓葬。

積石冢的規(guī)模大小不一，有單冢與多冢之分，也有積石冢與祭壇并列分布，應為大型埋葬和祭祀中心。牛河梁遺址第三、五、十六地點均為單冢，第二地點分布有四冢二壇，結構復雜，規(guī)模最大。分布在積石冢內石棺墓的規(guī)模也有大、小型之分，大型石棺墓多位于積石冢內中心部位，壙穴和石棺的規(guī)模較大且深；小型石棺墓主要分布在積石冢內邊緣部位，壙穴和石棺規(guī)模較小且淺。

紅山文化玉鳳（牛河梁遺址出土）

從隨葬玉器的數量看，大型石棺墓內隨葬的玉器明顯多于小型石棺墓。牛河梁遺址第二、三、五、十六地點共清理上層積石冢階段的石棺墓66座，出土隨葬玉器的有37座，出土玉器總數為145件。大型石棺墓內隨葬玉器的數量為7～20件，小型石棺墓內隨葬玉器的數量為1～5件，此外，還有29座小型石棺墓內未隨葬玉器。因墓主人生前社會等級、地位、身份不同，不僅墓葬的規(guī)模、形制及分布位置有明顯的差異，而且在隨葬玉器的數量、種類及組合關系方面均有相應的變化。勾云形玉器和斜口筒形玉器形成較穩(wěn)定的組合關系，在大型石棺墓內隨葬；小型石棺墓內未見兩種器類共出的現象。牛河梁遺址第十六地點4號墓是目前所知保存最完整，壙穴和石棺規(guī)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一座大型石棺墓，分布在長方形冢體的正中心，隨葬玉人、玉鳳系首次發(fā)現，與斜口筒形玉器形成最高級別的玉器組合關系，成為紅山文化晚期獨尊一人式的王者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由此可見，紅山文化晚期，玉器已非一般性隨葬品，也非個別性禮器，而是已經形成了一套能夠標志墓主人級別高低的用玉制度，構成了以玉為載體的禮制形態(tài)，充分反映出玉器在紅山文化先民的社會生活中占據至高無上的地位。

禮器和禮制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禮器是相對于實用器而言的，禮制則是以禮器使用數量、種類的多寡及組合關系的變化體現社會等級高低的一套制度，禮器的出現早于禮制。

從遼西地區(qū)史前玉器發(fā)展的進程看，興隆洼文化的某些器類可能已經具有了禮器的功能，但未形成禮制；至紅山文化晚期，以牛河梁上層積石冢內石棺墓出土成組玉器為代表，玉禮制系統(tǒng)真正形成，這是目前能夠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禮制形態(tài)，也是牛河梁遺址出土紅山文化玉器的核心價值所在。

紅山文化玉禮制系統(tǒng)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玉禮制系統(tǒng)具有唯一性。從隨葬品的出土狀況看，在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冢內的石棺墓中，以玉禮器為主，也隨葬少量的陶、石質禮器，但唯有玉禮器的使用能夠反映墓主人生前級別高低的變化，并且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制度，陶禮器和石禮器的使用均未形成禮制。二是玉禮器的使用功能具有多重性。現有的研究結果表明，紅山文化玉器不僅僅是專供隨葬用的禮器，同時也是墓主人生前舉行宗教祭祀活動的主要工具。在各種宗教祭祀典禮中，玉器被賦予了神秘的屬性，成為溝通天地、祖靈和神靈的媒介。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龍應為三種最典型的通天工具。玉人、玉鳳、玉龜、玉鸮等也應具有獨特的溝通祖靈和神靈的功能。三是玉禮器的使用者具有特殊性。這里需要強調指出，紅山文化積石冢代表一種特殊的埋葬制度，其功能不僅僅是埋葬死者的塋地，同時也是生者舉行祭祀活動的場所。

玉禮器的使用者并非普通社會成員，應是生前主持各種祭祀活動的祭司，也是當時社會統(tǒng)治階層的代表人物，死后成為被祭祀的對象。

玉禮制所體現出的應是祭司之間、社會統(tǒng)治人物之間不同級別的差異。已故著名考古學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先生認為：“（商代）是凡國家王室大事，包括生老病死，事事要聽祖先的指示。這從一方面來說，表現了‘鬼神之明智于圣人’。可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說，占有通達祖神意旨手段的，便有統(tǒng)治的資格。統(tǒng)治階級也可以叫做通天階級，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覡與擁有巫覡亦即擁有通天手段的王帝。事實上，王本身即常是巫?！迸：恿悍e石冢中心大墓內隨葬各類玉器，墓主人應兼具“巫者”和“王者”的身份。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內部產生分化，等級制度確立，這是玉禮制系統(tǒng)形成的先決條件，也應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