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半月談》報道，五一假期，某地一家知名民校組織了小升初密考，打著校園開放日的幌子，有2500多名考生參加了考試。公辦學校也毫不示弱，最近一些公辦重點初中也偷偷組織了密考選拔重點班學生。對外說是“面談”，實際上還是一種變相的考試，比如奧數(shù)題就要口述出解題過程和答案。

國家雖然明令禁止義務教育階段組織各種形式的考試選拔招生，但各種密考層出不窮，一些培訓機構更是深度參與其中。報讀這些民辦名校，最重要的就是看各種學科比賽名次以及一些知名培訓機構的統(tǒng)測排名，比如孩子有華賽杯、小英賽等奧數(shù)、奧英獎項，或者培訓機構統(tǒng)測排名在全市前1000名，就可能被錄取了。即便是公辦學校，也同樣看重培訓機構的統(tǒng)測排名。比如排某機構前300名的學生，才有資格參加該校小升初重點班的選拔考試。

培訓機構變相考試，替學校選拔招生，是公開的秘密。政府苦心打造的就近入學、電腦排位、禁止考試等看似公平的措施，很多都被各種民間的考核突破了。而采納這些選拔結果，又是名校的一致需求。名校理由很直接：最終都是要通過高考、重本率定輸贏，學校成績甚至最后影響到地方政績。那么從生源入手豈能不靠分數(shù)定優(yōu)劣？政府再努力消除唯分數(shù)論，民間都會迅速發(fā)明一套又一套的標準體系。不讓搞奧數(shù)，還可以有很多杯賽。何況這都是參與其中的學校、機構和家長認可的，怎么會有人向教育部門舉報呢？

當義務教育行為被培訓機構牽引后，正常教學秩序就可能出現(xiàn)混亂。培訓機構為了見效快，幾乎都要超前、超量教育，最大程度壓縮學生消化、領悟、吸收的時間。培訓班所教的知識點普遍超前于國家教學大綱的進度。比如奧數(shù)題會要求小學一年級階段完成乘除法教學，而正規(guī)學校二年級下學期才開始學除法。如果這個跟不上，家長和孩子臉上都會無光，相反，跟得上的學生，連班主任都會對其厚愛三分。由此，違背規(guī)律、拔苗助長的后果不再會被檢討，各家都陷入到“軍備競賽”中。

所以培訓機構能迎合市場需求，也是靠抓住了教育制度的痛點。培訓機構深知名校們?yōu)榱嗣孀樱^對不愿意招一些“沒有前途”的學生，不愿就近入學導致“差生”入校。至于民校，因為允許考試選拔，就更公開和有恃無恐，可以把面試變成儼如筆試的考核。既然考試大體能驗證一個學生的學習能力，除此以外又無更明確的標準可用。那么，分數(shù)、名次自然就會繼續(xù)發(fā)威，壓倒任何軟性的“素質教育”“人文底蘊”了。

因此長期以來，很多地方培訓機構的違規(guī)行為很少會被深挖、清理和壓制。義務教育階段要有效切斷公校、民校聯(lián)合培訓機構考試招生的利益鏈條，可謂難上加難。畢竟學生成績，最終還會影響一個城市的形象。如果大部分城市都以重本率等指標為重，本地也無法置身度外。這種價值觀的形成已非一朝一夕，短期內不易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