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是生活在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中共同創(chuàng)造的。當我們今天講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時候，主要指的是中國政治上一體、文化上多元的基本特征。其實，若再進一步說，小而言之，少數(shù)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大而言之，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至于文化多樣性對于人類的價值和意義，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中已有精要概括：“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這種多樣性的具體表現(xiàn)是構成人類的各群體和各社會的特性所具有的獨特性和多樣化。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chuàng)作的源泉，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后代的利益考慮予以承認和肯定。”

概括一點說，中國境內這些各具特色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當然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生動見證，也是繁榮發(fā)展祖國豐富多彩的文化，維護各民族團結和國家統(tǒng)一，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資源。歷史上盡管也有族群之間的沖突和對立，有矛盾和斗爭，但主流和總體態(tài)勢，是各民族在政治制度、經濟生活和文化創(chuàng)造上長期相互學習和借鑒，溝通和交流，進而在各自的發(fā)展中，以多種多樣的方式，生動印證文化通過共享獲得繁榮進步的普遍規(guī)律。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中國文化道路的基本樣貌。在世界上種族沖突和文化沖突頻仍的今天，中國文化道路的反思和總結，就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

少數(shù)民族文化對整個中華文明所作出的貢獻，今天仍然以多種方式存在，其中相當大一部分仍然很好地保存在少數(shù)民族民眾當中，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容易識別。在宗教信仰實踐、語言文字使用、藝術創(chuàng)造欣賞、宇宙自然認知、生計勞作操持、社會人倫賡續(xù)等方面，都體現(xiàn)出他們驚人的對環(huán)境的適應能力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創(chuàng)造能力。另一方面，還有不少文化，已經長期為諸多族群所共享，不大容易看出淵源了。在觀念信仰、經濟生活、政治和社會管理智慧、軍事思想、藝術創(chuàng)造、語言文字使用等方面，充分地彼此借鑒和相互融合，就形成了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的胸襟和氣度。舉個很久以前的例子，成書于北魏末年（533—544年）的世界農學史上最早專著之一的《齊民要術》里，就有不同族群之間文化交流的內容。有學者總結說，其中至少記錄了少數(shù)民族在育種和引種方面、畜牧文化和畜牧技術方面，以及飲食文化方面，對中原文明曾作出很大貢獻。

拿少數(shù)民族文學領域的情況做進一步討論，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主張文化多樣性的必要性，也有助于更好地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在中華文學（文化）的大格局中，如何理解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價值、意義和功能呢？

它們首先是各民族人們通過語言文字對自己獨特的生活經驗和感受進行藝術把握和表達的成果。于是，這里就出現(xiàn)了不同于漢民族生活場景的各具特色的風景畫和風俗畫，出現(xiàn)了描摹和歌頌草原游牧文化、漁獵文化、綠洲農業(yè)文化、高原農業(yè)文化等的文學。在中國文學人物形象的長廊中，就不僅有皇上和官僚、地主和資本家、軍閥和士兵、工人和農人，還有牧人、獵人、漁人，有可汗和巴依老爺，有土司和奴隸、畢摩和東郎等。

從文學樣式說，在中國文學的譜系中，就在詩詞歌賦、小說散文之外，增添了“三大史詩”和以創(chuàng)世史詩和遷徙史詩為主要類型的南方史詩群；增添了阿肯彈唱、好來寶、約隆歌、克智論辯、目瑙縱歌等特有的文學形式。

在中國文學家的長廊中，在屈原、李白、杜甫、關漢卿、龔自珍、魯迅、巴金等之外，還有倉央嘉措、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耶律楚材、薩都剌、尹湛納希、哈斯寶、老舍等，有偉大的口頭詩人琶杰、康朗英、扎巴、朱乃等。

在浩如煙海的漢族文學經典作品之外，還有《越人歌》《白狼王歌》《敕勒歌》《福樂智慧》《蒙古秘史》《薩迦格言》《米拉日巴十萬道歌集》《一層樓》等文人創(chuàng)作，也有《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苗族古歌》《勒俄》《厘俸》《布洛陀》《黑白戰(zhàn)爭》《召樹屯》《珠郞娘美》《仰阿莎》《艾里甫和賽乃姆》《薩麗哈與薩曼》《少郎和岱夫》《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阿詩瑪》《嘎達梅林》等膾炙人口的口頭文學經典。

誠然，由于真正通行本民族文字的少數(shù)民族不足十個（雖然擁有文字的民族超過20個），而中國境內的語言有130種——根據一些語言學家的晚近調查統(tǒng)計。所以，在人們印象中少數(shù)民族文學主要是民間口頭文學。實際情況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各個少數(shù)民族的書面文學獲得了飛速的發(fā)展，產生了數(shù)量可觀、影響很大的各類作品。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少數(shù)民族文學，以其多樣化的存在方式，為研究文學的外部規(guī)律和內部規(guī)律，提供了極為鮮活的材料和極大的闡釋空間。此處僅以數(shù)例稍事說明。譬如，一個民族的文學從民間口傳文學向文人書面文學發(fā)展的過程，究竟有哪些規(guī)律應當認識和總結？屈原已經離我們很遙遠，許多觀察和分析無從進行了?？墒窃谏贁?shù)民族這里，就在20世紀，不少民族擁有了他們自己的第一代作家。這就為研究文學從口傳向書面的演化，提供了鮮活的樣本。再如，眾所周知，在中外文學發(fā)展歷程中，都先后出現(xiàn)過文史不分、文藝不分的現(xiàn)象。但是在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再想要實地調查和切近研究這種現(xiàn)象，就很不容易了?？墒菍τ谘芯可贁?shù)民族文學的學者而言，這簡直不成問題。他們隨處都能見到一個大型口頭敘事，里面有關于創(chuàng)世的推演，關于遷徙的記憶，以及關于英雄的頌歌，如《亞魯王》。也很容易看到，一個大型的集體舞蹈場面，如“目瑙縱歌”，就同時是景頗族的歷史起源、宗教信仰、道德觀念、音樂、舞蹈藝術等的大型綜合性敘述和表演。又如，以民間文藝家的類型而言，世界上罕有像藏族格薩爾藝人這樣在一個口頭藝術樣式里集中如此不同傳承者類型的事例——神授藝人、掘藏藝人、圓光藝人、聞知藝人、吟誦藝人等。對他們各不相同的傳承方式進行精細研究，一定會有十分有趣的發(fā)現(xiàn)。于是，長期研究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學者，就會形成更為宏闊的關于文學的理解。假若看到一段青藏高原上的集體舞蹈，被告知這是關于世界起源的敘事，他們不會感到大驚小怪；看到貴州麻山的東郎給躺在棺材中的逝者吟唱《亞魯王》，他們也不會因為接受美學的范式被顛覆而不知所措；看到蒙古高原上的某個語言大師在即興演述時隨興致抻長或壓縮故事時，他們也不會因為教科書上關于文學敘事樣式的長度界定而困惑；在四川涼山觀察一段以儀式為框架的藝術敘事時，他們不會斤斤計較于故事的“完整性”，因為知道還有其他尺度在規(guī)范著演述；他們更不會找到一個著名口頭詩人，記錄一次故事演述，就宣稱已經掌握了某個文學“作品”，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手中的材料，不過是“一次”記錄，這個記錄文本可能就是一個被意興闌珊的歌手大大壓縮了的故事樣本，不足以體現(xiàn)那個故事的全貌。總之，少數(shù)民族文學領域，以其極為豐富多樣的存在方式，構成了文學大花園中那些令人嘆為觀止的瑰麗景象。雖然經過幾次較大規(guī)模的搜集和整理，但到今天為止，還遠說不上已經全面掌握了資料。溝通交流的屏障、語言文化的屏障，觀念認識的屏障，都大大減緩了搜集整理工作的步伐。至于立足于這些材料的研究，則剛剛冒頭。精彩的、立足于這些鮮活材料的、能夠極大地修正，乃至顛覆既有文學觀念的研究，還在蓄勢待發(fā)。至于隨著新技術的大量運用，把少數(shù)民族文學中那些最具魅力的部分以創(chuàng)新的思維、合于時代情懷的手段呈現(xiàn)出來，成為藝術創(chuàng)造的源泉和供人欣賞的精品，還只是我們殷切的期待。

總之，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及其成就，是人類藝術創(chuàng)造能力的生動見證。我們尤其對那些不可再生的文學遺產和文學活動，抱有崇高的敬意。它們所具有的文化樣板意義，是怎樣評價都不過分的，我們應當格外珍視和保護才是。在今天的國際大環(huán)境下，維護人類和平，強調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鼓勵不同文明之間彼此對話、尊重和欣賞，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在中國，各民族之間文化的交流和學習，欣賞和共享，也已經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

（作者：朝戈金，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