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東西都變得好慢，她感覺自己有無窮無盡的能量，但是不知道怎么消耗，經(jīng)常在床上一坐就是一整天，臉上的淚痕幾乎沒有干過，隨時都在跟自己說“你要完蛋了”。

樹洞中經(jīng)常有人留下這樣的問題：為什么是我得了抑郁癥，不是別人？為什么是我要承受這樣的痛苦？

沒生病時，他們都曾用力地追求著夢想。江涵就讀于國內(nèi)一所知名大學，是校舞蹈團的骨干。戴勝寫了一手好字，畫畫得了很多獎。何凝的夢想是當一名記者。

但是因為患病，這些人不得不在自己最美好的年華按下了暫停鍵。有的時候，這個按鍵再也沒能彈起。

何凝孤獨得像“避雷針”一樣，走在天橋上，有跳下去的想法，她在樹洞中寫：“生活太難了。”而自殺未遂5次的戴勝寫的是：“活著就是惡心。”

這些語言上的共同點引起了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計算網(wǎng)絡心理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朱廷劭的關注。他給自己的系統(tǒng)起名“心理地圖”。而這個集中了“抑郁”“痛苦”“死亡”等關鍵詞的微博賬號，是地圖上一塊重要的領地。長久以來，他在密密的叢林后面，靜悄悄地觀察著這個樹洞。

他在發(fā)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不同自殺可能性的用戶在微博行為和語言表達上存在差異。“高自殺可能性用戶與其他用戶相比社交活躍度低，夜間更活躍，關注別人更少，使用更多表達否定、死亡的詞語，使用更少指向未來的詞語。”

根據(jù)朱廷劭的調(diào)查結果，樹洞中的用戶平均年齡為21歲，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大專和大學。“這一階段的年輕人，常常面對愛情失敗、工作不順、家庭生活矛盾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內(nèi)容在評論中均有體現(xiàn)。”

江涵就曾踩在這樣的生死線上。一次，她父母接到了學校打來的電話，被告知他們的女兒“可能已經(jīng)不在了”。剛從死亡邊緣被拉回來的江涵與父母相處了痛苦的一周。她不說話，整天躺在床上。

父母對她這種表現(xiàn)很生氣，讓她看《弟子規(guī)》。他們覺得是女兒的品德出了問題。

可是就連江涵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她只知道自己“變了”。

能愛，能工作。這是弗洛伊德對心理健康的定義。而對于抑郁癥患者來說，這兩種能力都決絕地陷入了停擺。

在他們眼里，抑郁的反義詞不是高興，而是活力。

“原來不是我錯了，是我病了”

如今，社會對抑郁癥一無所知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

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百度抑郁癥吧吧主齊衡弈第一次見到抑郁癥患者時，是在上個世紀末的北京大學第六醫(yī)院。當時滿大廳的病患大多已經(jīng)失去意識或者行為能力，需要家屬抬著才能來就醫(yī)。那個時候，在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認知里，抑郁癥還算不上是一種“病”，只有癥狀嚴重到一定程度，才會送到醫(yī)院。

去年，當他再次踏入一家精神病專科醫(yī)院的抑郁門診時，周遭的人都安安靜靜，神色正常。近20年來，他欣喜地發(fā)現(xiàn)，抑郁癥作為一種疾病在公眾的意識里逐漸得到承認。

但是當這種疾病真正降臨在一個個具體而微的家庭時，家人的第一反應依然是徹底地否定。

第一次患病時，痛苦反復波動了一年之后，江涵才開始意識到自己可能得了抑郁癥。2011年12月，她在翻看一項課程資料的時候，發(fā)現(xiàn)了一本書，上面描述的抑郁癥癥狀跟自己極其相似。她痛哭了一中午，當即決定去醫(yī)院。

確診之后，江涵突然覺得無比輕松，她在醫(yī)院的衛(wèi)生間大哭了一場。

她被告知，抑郁癥不是簡單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種心境的持續(xù)低落，通常癥狀需要持續(xù)超過兩周以上才能夠被確診。

她還被告知，關于抑郁癥的發(fā)病原因，醫(yī)學界至今無法給出一個準確的解釋。

第六版《精神病學》對抑郁癥發(fā)病原因的敘述為：病因不明，病理不清。各種發(fā)病原因的假說多達6種以上，包括遺傳、內(nèi)分泌變化、炎性反應等等。

所有困擾、蠶食自己的疑惑，終于在這一刻讓江涵有了答案：“原來不是我錯了，是我病了。”

江涵拿起電話激動地撥出了所有熟悉的號碼，她想告訴對方，自己所有令人恐懼的變化原來是因為生病。但電話那頭的回應讓她重新墮入了黑暗。

“都是你自己作出來的。”父母說。幾乎身邊所有的朋友都覺得，她的“不開心”根本不是“病”。

戴勝的經(jīng)歷也如此。有人說，“沒事的，生活很美好的啊” “抑郁癥是什么，神經(jīng)病嗎”“我就不明白了你有吃有喝的怎么還抑郁了”“沒事找事吧，想開點就行了”“你就是青春期而已”“很正常的失眠，過幾天就好了”“你不就是不想去學校唄，裝什么裝”“哪有什么抑郁癥，就是吃飽了撐的”。

這些話像錘子一樣敲打著她們本已脆弱的神經(j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