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美院美術館舉辦的展覽“基弗在中國”開幕前夕遭到藝術家本人隔空喊停，主辦方稱“一切合法”照常開展。基弗在接受《南德意志報》報道時稱“他們把我當成一位好像已經(jīng)去世的藝術家，這感覺就好像被強奸。”在媒體嘩然之際，中央美院美術館館長王璜生呼吁“大家還是等看完展覽再來談談或者探討一下這樣一些事情吧！”本次事件暴露了國內(nèi)美術館運作機制的問題，也反映出全球藝術運作之中的權力關系。從所謂“回顧展”到“私人收藏的作品展”，隨著抽絲剝繭不斷深入，一出藝術鬧劇逐漸鋪展開來……

基弗可以反對“基弗在中國”，他的反對可以無效

我認為，基弗協(xié)同高古軒、泰達烏斯·羅派克以及白立方畫廊反對“基弗在中國”的展覽舉辦，本質(zhì)上是代表著西方一級藝術市場的力量對于藝術資本向中國轉移的抵觸與抵制，背后牽扯的當然是集團利益。

“德國藏家及德國藏家機構也多次向基弗先生發(fā)出邀請”，然而未果，我們不妨大膽猜測一下，問題是關鍵是：藝術家本人及其背后的代理畫廊從一開始就不希望這個展覽發(fā)生，因此不置可否。并且我們可以讀出藝術家及畫廊聯(lián)合聲明背后的潛在含義——藝術家與代理畫廊希望在中國舉辦展覽，但是，要以他們愿意的方式——這是站在一己之利的出發(fā)點上的“反對”與“不贊同”，是沒有普世價值的狹隘的文化格局。那么試問基弗背后的代理畫廊：什么才是你們愿意的方式呢？

顯然中國具有實力及吸引力。這就是新世界的新格局，如果把這一現(xiàn)象同近些年中國的大資本收藏家在西方藝術二級市場中不俗的戰(zhàn)績結合起來看，“基弗在中國”選擇落地中國，映射出的是資本全球化背后蠢蠢欲動的新秩序。新舊的交替與沖突，從另一個方面講，是值得欣慰的。

在作品合法性的前提下，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的確沒有理由終止與德方主辦機構的合作，這是正確的選擇，不是因為依法治國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而是因為在顧及藝術家個人感受，和在完成公共教育的義務之間，作為美術學院，責無旁貸地必須選擇后者。而且，是否有利于公共教育及學術研究，要以最終的事實作為判定，這個世界上并不存在絕對的“商業(yè)展”和“藝術展”，上帝也沒權力去界定。做商業(yè)也可以達到啟蒙公眾的效果，做學術也能導致腐敗和惡果。

包含了從80年代至今的作品87件，這樣的展覽確實具有“回顧性質(zhì)”，與“回顧展”是有概念區(qū)別的。也許基弗的不滿意正是因為他以他的方式理解了“回顧展”，而他未能參與其中，換做任何人，都會感到遺憾和不滿。這令我想起了另外一個“貨不對版”的“大師展”案例，就是2013年在南京美術學院美術館舉辦的“培根大展”，是“最全面的培根作品在中國的首展”，其方式也是從國外的收藏機構及藏家手中借作品展示，然而卻沒有一件完整的“作品”。

客觀上講，此次的“基弗在中國”，給了公眾比較全面了解20世紀西方藝術史上優(yōu)秀藝術家作品的機會，也是在學術研究及公共教育方面難能可貴的一手資源，我們的確有必要感謝為這一重要展覽付出艱辛勞動和巨大投入的機構與個人，這樣大型的收藏展不但是對于公眾的良好藝術教育，也向中國正在興起和成長的資本收藏家們展示了一個完整的收藏案例，以及藝術品能夠具有巨大經(jīng)濟價值。

必須看到的是，新一輪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轉型正在全球范圍內(nèi)悄然上演，一切曾經(jīng)的“默認慣例”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間煙消云散，這是我們必須要面臨和渡過的歷史，任何單一的、片面和表面的譴責都不足以應對這段歷史的復雜性。也只有在此之后，才能為今天的事件做出一個理性的分析及評價。（徐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