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裁判文書公開是為了根除“想象空間”）

裁判文書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它既不屬于案件當事人所有，也不屬于裁判的法官所有，而是屬于大眾的公共產(chǎn)品。除非特殊情況下，都不應束之高閣，而應開放成為公共資源。

11月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作的關(guān)于深化司法公開、促進司法公正情況的報告。報告提出，雖然裁判文書公開已經(jīng)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選擇性公開的問題。

裁判文書公開是中國司法公開的一大進步。盡管當初在討論是否應當全面公開裁判文書之時，存在諸多爭議和顧慮，但實踐證明，公開的積極效果很明顯。

對一般民眾而言，裁判文書是最好的普法教材，遇到法律問題，能夠通過裁判文書網(wǎng)了解相似案例的處理；對學者而言，裁判文書是最好的研究素材，近年來許多高水平的法學實證研究開始涌現(xiàn)，按這個趨勢發(fā)展下去，有望改變以往法學學術(shù)和實務界互相不讀對方作品的局面。對法官來說，他們的作品就是判決書；對學者來說，他們的作品是學術(shù)論文。兩者之間的隔離是不正常的現(xiàn)象，畢竟判決書上的說理和學術(shù)論文中的說理，在本質(zhì)上是相通的。

裁判文書公開更直接且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改變中國裁判文書一向存在的嚴重弊病，尤其是說理“簡單粗暴”的問題。說理越粗陋的判決，背后越可能存在暗箱操作、不可告人的隱秘空間。網(wǎng)上曾流傳著一些“最優(yōu)秀的判決書”，例如廣東惠州萬翔法官所判的“惠州許霆案”。人們愿意欣賞、傳播和研究這樣的判決書，是因為其中說理充分，令人信服。實際上，與法治發(fā)達國家的判決書相比，中國許多法官在判決書上下的功夫還不夠。

裁判的過程不是簡單地認清事實、適用法律的過程，其中存在著復雜精妙的論證、辨析，非耐心說理無以澄清。裁判文書就像一篇篇有作者署名的文章，公開后可供評鑒，或許能給裁判者們一定的心理壓力，愿意在判決書上下更多功夫。要使這種心理效應轉(zhuǎn)化成實際效果，還需要針對判決書建立專業(yè)的評論機制，讓判決書質(zhì)量成為法官遴選考核的重要指標。

也正因為裁判文書具有以上這些屬于公共利益范圍的價值，裁判文書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它既不屬于案件當事人所有，也不屬于裁判的法官所有，而是屬于大眾的公共產(chǎn)品，除非特殊情況下，都不應束之高閣，而應開放成為公共資源。

特別是一些受到大家關(guān)注的司法熱點事件，更應該即時公開，避免公眾對判決的公正性起疑。這些熱點司法事件，往往涉及比較復雜或者有爭議的司法理論問題，如能有效公開，可以大大提高社會整體的司法認知水平。對于法治中國建設，會有很大的好處。

以目前的規(guī)定，只有涉及個人隱私、商業(yè)秘密、國家秘密或未成年相關(guān)的案件，才可以不公開。但正像周強在院長報告中所表示的那樣，還存在一些選擇性公開的現(xiàn)象。

到底是因為技術(shù)水準不夠或者人力不足，無法公開，還是因為這些判決書“太不像話”不敢公開？再或者是因為人情原因而不愿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各級法院要增加自主公開的決心。相關(guān)的制度安排，也要給各級法院更大的壓力去公開。

公開的目的在于根除“想象空間”，但選擇性公開只會讓“想象空間”更大，與公開的目的背道而馳。按照目前的法院管理水平，公開應該公開的判決書，并不存在客觀的技術(shù)條件或是人力資源限制，缺的或許就是敢于“拉出來遛遛”的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