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2、23日，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為我舉辦曾永義先生學術(shù)研究與薪傳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榮寵之余，深感僭越與何德何能的愧疚。大會希望開幕時，我能夠回顧數(shù)十年來教學研究創(chuàng)作與文化工作的情況，我也就貿(mào)然以此應命。

曾永義

1959年9月我考入臺大中文系，30歲開始從事教學、研究，也以創(chuàng)作為娛，并逐漸參與文化工作。而教學、研究、創(chuàng)作、文化這四樣工作，就成為四五十年來我生命中的主要內(nèi)涵。

作為一位大學老師，固然要把學生教好，也要把學問做好，如此才能教學相長。所以“學術(shù)研究”也成了教授不能推卸的責任。

我非常幸運，從念大學到取得博士學位，臺灣大學文學院大師云集。光就中文系而言，臺靜農(nóng)老師教中國文學史，屈萬里老師教經(jīng)學，鄭騫老師和張敬老師教韻文學，洪炎秋老師教文學概論，戴君仁老師教理學與詩學，孔德成老師教禮經(jīng)和金文、王叔岷老師教子書，毛子水老師教說文和論語，許世瑛老師教聲韻學和文法，這些老師我都親炙其門。另有甲骨學的董作賓老師和金祥恒老師、語言學的董同龢老師，可惜無緣受教。他們在兩岸都是極受崇敬的學者，他們的教學和風范，一直滋潤著我，伴隨著我的成長。

我主要談談我是如何走上戲曲研究的路途，是一次偶然的情況。1964年7月我從馬祖服完預備軍官役退伍，回到學校上研究所，在中文系走廊碰到張清徽老師，她一向關愛學生，對我也問長問短，我就說：“請老師指導我論文。”于是老師要我以《長生殿》為論題，說那是集戲曲文學藝術(shù)大成的名著，學習過程中入手正確，將來治學就有門徑可循。我念大學時中文系連戲曲的課程都沒有，老師為了替我打基礎，便在她的第九研究室一句一句為我講解《長生殿》，這對我的受益和影響，迄今依然存在。而從此我也“鵲巢鳩占”地在第九研究室讀書，將這戲曲研究室的藏書逐一閱讀。老師非常包容我、愛護我，每看到我在研究室里，她就離開讓我安心讀書。老師還常帶我去參加曲會，聆賞老師和前輩蔣復聰、夏煥新等清唱昆曲之美。這和我后來大力提倡昆曲，與洪惟助主持錄制《昆劇選粹》135出有密切的關系。老師喜歡看戲，我也長年陪老師到劇院。那時出租車不好找，曾有一次，國家劇院散場后，師徒二人冒雨走到南昌街，才解決了問題。

我碩士一年級時，鄭因百老師正在香港新亞研究所擔任所長，只待一年就回來。也因此我的碩博士論文才能獲得鄭、張兩位老師的指導。在電話不普及的年代，我一有問題就跑到老師在溫州街的宿舍去。有一次我向老師說，我正讀《孤本元明雜劇》，有所困惑令我心里不安，因為我將心得筆記拿來和王季烈的《敘錄》對看，不少意見有別或者相反，而王氏是著名的曲學家。老師不慌不忙地說：你等一會兒。然后不疾不徐地走進書房，拿出經(jīng)他眉批過的《孤本元明雜劇》讓我翻閱，我不僅越看越得意，而且笑逐顏開。原來老師的眉批有許多針對王氏《敘錄》而發(fā)，我的筆記居然和老師意見大抵相同。此事使我領受到，一位老師強化學生信心的重要。又有一次我閱讀明弘治戊午刻本《西廂記》，懷疑今傳《西廂記》應不是元人王實甫所作，去向老師請教。老師將他夾在書中已泛黃的紙條一一給我看，原來老師早就指出若干個疑點，我和老師相同的居然就有四條，老師有而我沒有的有五條，我有而老師沒有的竟然也有兩條。我請求老師趕緊把它寫出來，老師就在《幼獅學志》發(fā)表了《西廂記作者志疑》。

更有一次我和老師閑話家常，說到老師一部費了20年工夫?qū)懽鞯摹侗鼻伦V》，應盡速出版。老師說，這樣冷僻的書，出版社一定虧本，怎好求人。我說，套用老師的話，您的書早已“傳播人間”，抄本不少，只恐怕將來“是非難明”。老師似有所感地說：“做學問應當越往后的人做得越好才是，因為后人可以汲取前人的經(jīng)驗成果作為基礎，如此再加上自家努力所得，成就便容易在前人之上了。在學術(shù)的路途上，我喜歡學生踩著我的肩膀前進，只要他們有好成績，我就會感到高興。”老師又補了一句說，后人總不好踩著前人的頭頂前進吧！其后令人高興的是，老師找到了藝文印書館，出版了《北曲新譜》，成為治曲學者必備之書；而在老師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學時，我為老師看守宿舍，并代校全書。老師回國后，當我的面說，不只沒錯字，連符號也全對。試想：馬虎成性如我，焉能不為之得意萬分。而對于老師“站在肩膀上”的話語，我后來也確實遵循教誨，身體力行，更以此勉勵我指導的學生；但當時的感悟則是：學生也要有能力踩上老師的肩膀才行??！

教過我們的老師，就景明、啟方和我而言，最親近的是臺（靜農(nóng)）、孔（德成）二師。兩位老師為了將《儀禮》影像化，為了幫我們謀得獎助學金，獲得東亞學會的資助，成立儀禮復原實驗小組，由孔老師上課，講解《士昏禮》?！秲x禮》是世界上最干枯無味的經(jīng)典，我為了略知它的粗枝大葉，曾花了17個下午翻閱它的17篇，卻睡了17個下午，從此我知道它是治失眠的良方。而孔老師早年為了研究它，還得兼通其它經(jīng)學。兼治金文、古器物和考古學、民俗學。孔老師為我們上了很多年的課，縱使我們也站上講臺了，還要寒暑假每周一次到他研究室“進修”。我們小組有6位同學，分題研究，我分到的是《儀禮樂器車馬考》。我們的集體成果有兩樣：一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儀禮研究叢刊》，一是由我們分飾人物演出，請莊靈拍攝的16厘米《士昏禮》影片。這部影片因年深耗損，已由葉國良教授改作動畫，但就經(jīng)學研究而言，迄今仍屬“創(chuàng)舉”。我的論文孔老師頗為肯定，還在臺靜農(nóng)老師面前夸獎我；我因此也差一點被李濟先生聘到史語所擔任助理。而我也從孔老師那里得到治學的啟示：要研究好一門學問，也要兼顧其它可以相輔相成的學問。這和我日后治戲曲而兼治韻文學、俗文學和民俗技藝有因緣的關系。

臺靜農(nóng)老師擔任中文系主任19年，沒有一個學生不尊敬他。他使中文系像個和睦的家庭，同仁諧和、師生親近，系里大師濟濟。我在博士班上老師的文學專題，他強調(diào)俗文學研究的重要，我交的一篇關于變文的報告，頗受老師的欣賞，可以說因此開啟了我俗文學研究之門。1973年我又奉時任史語所所長的屈萬里老師之命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俗文學資料分類編目工作，更使我走上俗文學教學與研究的路途。如果沒有兩位老師的啟迪和賜予，我后來就不可能寫出60余萬言的《俗文學概論》。

臺靜農(nóng)老師是“儀禮小組”的主持人，我做助理。某次我提出年度計劃，陪老師算計經(jīng)費。老師一向大而化之，算計時“個拾百千”搞不清楚，弄得我笑出聲音來；我也好不容易結(jié)算出總經(jīng)費20萬元，呈到系里。沒想系主任屈老師拿著計劃書走到第五研究室來，對臺老師語帶玩笑地說：靜農(nóng)??！你想貪污??！明明總數(shù)才19萬元，怎地寫成20萬元！可見“算計”對臺老師和我來說，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也因此，我寫論文如用上統(tǒng)計表格，鄭老師批閱時，都要重新按核，而沒有一次不被他改正。

我們中文系的老師真是視學生如子弟，我受惠于系上師長的，豈止上述幾位老師而已。像戴君仁老師在我大學時，就鼓勵我作詩填詞，使我迄今還以此來記事抒懷。王叔岷老師以《莊子》名家，為人澹泊瀟灑，引導我進入莊子的世界，使我養(yǎng)成不爭的性格。像葉嘉瑩老師把我詩選的習作當例子在黑板上批改，使我了解聲情與詞情要相得益彰；我們都陶醉在她才情縱橫的作品欣賞里。林文月老師將我引進《國語日報》作她主編《古今文選》的助理，她暗中把車馬費分一半貼補我。擔任《國語日報》社長的洪炎秋老師在我35歲升上教授后，推薦我為報社董事。洪老師是大家敬重的讀書人，他參選增補立委時，我?guī)ьI中文系同學去街頭散發(fā)傳單，口中說：請選我們老師。所得到的回應不是說“一定”，就是說“你們老師真好”。如果我在椰林大道這50年有什么些許成就的話，多半都是這些老師們對我的愛護教導和照顧抬舉。我也曾經(jīng)試圖像蜜蜂采蜜釀蜜一般，從每一位老師身上汲取他們學養(yǎng)的精華和為人的風范，我雖然不能及于千百分之一，但永遠感受到他們的恩澤。

（作者系臺灣著名戲曲學者、民俗學者、臺灣大名譽教授。本文發(fā)表時有刪節(jié)，題目為編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