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9年出生的，信用社貸款記錄顯示我在1996年有三筆貸款至今未還，可當時我才7歲?！?月4日，岐山縣雍川鎮(zhèn)小伙趙凱說，發(fā)現(xiàn)問題兩年來，他多次向銀行反映貸款記錄不實問題，卻一直得不到解決，導致他征信受影響，甚至無法辦理信用卡。（《華商報》3月6日）

貸款逾期未還，屬于典型的“誠信缺失”，被納入銀行體系并因之征信受影響。無法辦理任何與銀行有往來的業(yè)務，對于普通人的影響與干擾程度，可以用“寸步難行”來形容，也彰顯了征信體系的強大。銀行這么做，一是為了懲戒和教育當事人，讓其盡快改進信用污點而從頭再來，二是為了防止信用損失的擴大，從源頭上減少自己背負的風險成本。

不過“7 歲貸款的失信者”，顯然不屬于納入“黑名單”范圍的群體，而是信用社自身審查不嚴的過錯行為，理應為此造成的損害而賠禮道歉，并盡快還當事人一個清白，消除對其帶來的影響。然而，“納入容易取消難”，在壟斷的行業(yè)心態(tài)下，受傳統(tǒng)主導性作風的影響，無辜者多次反映記錄不實，并按銀行的要求提供了所有資料，從而尋求更正和解決，然而依舊“久拖不絕”。糾錯機制如此遲滯，“被失信”的代價如此高昂，已然成為個體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此種狀況讓人對當前方興未艾的誠信體系的公正性、效率性，產(chǎn)生了高度的質(zhì)疑。

公眾對“黑名單”制度并不鮮見，各個部門和各個行業(yè)都在不遺余力的制定，以彰顯自身對于行業(yè)管理和約束的能力，并使之成為一種常備的手段。同時，隨著部門間的資源共享共用機制推廣，誠信體系的威力也越來越大。比如被納入了法院的失信人員名單后，坐飛機、乘火車和銀行貸款就會受到限制；實施不久的國家旅游局《游客不文明行為記錄管理暫行辦法》有著同樣的模式。那么現(xiàn)在問題來了，若是因為誠信制度的實施者本身“失信”，那么誰來給其亮黃牌并將之納入“黑名單”之中？

也就是說，如果監(jiān)督者失信，又靠誰來監(jiān)督，實施者犯錯，又由誰來糾正。這是一個重要而關鍵的問題，關系到誠信體系的有效性和效率性。7歲娃貸款不合常情和常理，更不符合法律的規(guī)定，這個過程顯然不是當事人自身所犯，而跟銀行的審查和把關不嚴，甚至出現(xiàn)了極大的過錯有關，銀行本應反思漏洞和不足，加速改進以提升自身的信用度，奈何“虎頭而蛇尾”，讓用戶為此往來奔波而無果，“上帝”沒有享受到賓至如歸的感覺，反倒是陷入了“求解無路”的境地，這樣現(xiàn)狀已成誠信機制的巨大硬傷，也是誠信體系構建過程中，必然解決的瓶頸限制。

眾所周知的是，美國式的誠信體系之所以威力巨大，就在于第三方獨立實施下，其公平性、公正性能夠得到確保，并由此建立了快速而高效的糾錯機制。目前國內(nèi)的誠信體系，往往是行政“單方面”主導，缺乏外部監(jiān)督和約束，機制本身的監(jiān)督和糾錯功能存在嚴重的缺陷，使得機制本身失信或者失誤后，會讓個體承受巨大的代價，并為暗箱操作和權力尋租創(chuàng)造了條件。從某種意義講，這種行政性實施的“單維度”制度，由于行政力太過強大，難以跳出行政力工具性既有的頑疾，從而有造成權力傷害之虞。自然，若不能突破這種制度性的先天不足，那么中國版的誠信體系，就始終難有作為。（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