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許漢卿先生寄存以及入藏上海博物館文物中均無《功甫帖》記錄。2000年5月19日，許允恭先生簽收《上海博物館退還許允恭家庭寄存許漢卿舊藏文物清單》收據(jù)(見本期《東方早報·藝術(shù)評論》第7版圖六)，共計9件，其中僅1件作品署蘇軾之名，品名為《定惠院帖》。

　　(1)明張應(yīng)文《清秘藏》卷上，藏修堂叢書本，清華大學(xué)圖書館藏。

　　(2)鐘銀蘭、凌利中《“從法帖中雙鉤”——析＜劉錫敕＞＜功甫帖＞墨跡鉤摹的性質(zhì)》，《中國文物報·收藏鑒賞周刊》2014年1月1日；全文51張配圖，可參見《文物天地》2014年1月18日網(wǎng)絡(luò)版。

　　(3)如不錄梁清標(biāo)鑒藏印有：蘇軾《洞庭中山二賦卷》、展子虔《游春圖卷》、李昭道《江帆樓閣圖》等；不錄張镠鑒藏印的蘇軾《覆盆子帖》、《職事帖》(現(xiàn)稱《致主簿曹君帖》)等。清安岐《墨緣匯觀》，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1992年9月。

　　(4)《清代稿本百種匯刊》集部，全廿八冊(九)，頁2330－2331，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8月影印。按，《復(fù)初齋文集》手稿二十卷，附錄一卷，詩稿不分卷，筆記稿十五卷，札記稿不分卷，乾隆嘉慶間翁氏手稿本，現(xiàn)藏臺灣中央圖書館，F(xiàn)B.64:97.131-158。

　　(5)徐邦達(dá)先生論古代私人鑒藏家印記所鈐部位：“手卷大都鈐在本幅前后下方角上……，掛軸、冊頁等也總鈐在本幅左、右下角或兼及上角以至裱邊。同時，各家鈐印也各有自己的習(xí)慣，如項元汴的藏印，所見鈐在一件書畫上的有多至二百余方的，其中有一印重多次，印色亦不相同，應(yīng)非一時鈐上去的；鈐得較少的一般也在三四方以上。”見《徐邦達(dá)集》(一)《古書畫鑒定概論》頁42，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0月。

　　(6)2013年7月9日，筆者受邀于紐約蘇富比總部辦公室上手觀摩時，已經(jīng)注意到了該帖中諸印邊緣之情形。

　　(7)張镠與梁清標(biāo)的關(guān)系，可見吳其貞(1607－1677后)康熙七年(1668)記載：“趙松雪《寫生水草鴛鴦圖》紙畫一小幅……。此圖觀于揚(yáng)州張黃美(镠)裱室。黃美善于裱褙，幼為王公通判裝潢，目力日隆。近日游藝都門，得遇大司農(nóng)梁公(梁清標(biāo))見愛，便為佳士。時戊申季冬六日。”按，王公通判，即揚(yáng)州通判王廷賓，字師臣，三韓生員，入旗出仕，官至山東臬司，降揚(yáng)州通判，為人剛毅，富書畫收藏，曾獲藏黃公望《剩山圖》卷(浙江省博物館藏)等。張镠早前曾為王氏物色書畫，如王氏所藏劉松年《秋江掛帆圖》“觀于揚(yáng)州通判王公齋頭。系近日使張黃美買于京口張則之手。時庚戌(1670)秋七月六日”，“《張子政柳燕圖》絹畫一小幅……。此圖為通判王公得于揚(yáng)州親友詹用時手，時則觀張黃美畫日”。清吳其貞《書畫記》，見《中國書畫全書》(八)頁103，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10月。又，梁清標(biāo)藏傳李成《茂林遠(yuǎn)岫圖》卷(遼寧省博物館藏)鈐有“邗上張镠黃美拜觀”一印，米芾《多景樓詩冊》(上海博物館藏)鈐“黃美曾觀”“張镠”二印，從印文內(nèi)容看，表明物主為梁氏，作為助手的張镠留印或?qū)儆阼b定賞玩性質(zhì)，另如葉夢得《尺牘》(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之情形亦然；如果有張氏印而無梁印，表明可能為張镠經(jīng)手鑒定過的作品或張氏自己藏品，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蘇軾《行書屏事帖》、蘇洵《致提舉監(jiān)丞札》、王安石《行書過從帖》，故宮博物院藏蔡襄《楷書門屏帖》、王素《楷書德才帖》等?！?/p>

　　(未完待續(xù)。作者系上海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