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翁方綱手稿完整描繪記錄的安岐舊藏《功甫帖》鑒藏印，與蘇富比拍賣墨跡本《功甫帖》不符。　　圖二 　　《功甫帖》“禾”字用筆比較——《景蘇園帖》（左一）、《安素軒石刻》（左二）、蘇富比拍賣“墨跡本”《功甫帖》（左三）、蘇軾真跡（左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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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銀蘭 凌利中

　　■ 翁方綱所見安岐舊藏蘇軾《功甫帖》非蘇富比拍賣“墨跡本”《功甫帖》

　　從去年底開始，關于蘇富比版《功甫帖》的真贗爭論便成為了書畫界、文物界與收藏界最受關注的焦點。

　　《東方早報·藝術(shù)評論》從一開始便深度關注這一事件，一直力求多角度呈現(xiàn)理性學術(shù)的聲音，在2013年12月30日推出專稿《東坡書風與功甫帖》后，經(jīng)歷了上博研究員2014年1月1日公開發(fā)表論文質(zhì)疑《功甫帖》為假、蘇富比發(fā)文聲明《功甫帖》為真、劉益謙的朋友顏明公開聲明稱購買者劉益謙未說實話與“選擇性耳聾”、劉益謙2月18日舉辦北京發(fā)布會以及這一發(fā)布會被多方面質(zhì)疑等一系列事件后，《東方早報·藝術(shù)評論》從本期開始將獨家連載上海博物館研究員鐘銀蘭、凌利中對《功甫帖》辨?zhèn)蔚淖钚聦W術(shù)文章。本期刊出的《〈功甫帖〉辨?zhèn)涡伦C(上)》通過首次公布剖析現(xiàn)藏臺灣中央圖書館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手稿本(圖一)，完整披露了翁氏《跋蘇軾功甫帖》中的所有鑒藏真相：據(jù)翁手稿所記，可以獲知、還原安岐舊藏《功甫帖》確有經(jīng)明代項元汴、清初梁清標收藏遞傳之史實及其原貌。而蘇富比“墨跡本”本幅并未見項子京三印，梁清標二印亦不翼而飛，四枚舊印的篆文書寫筆畫形態(tài)、文字內(nèi)容及印章規(guī)模大小等特征也與翁氏所記差異甚多，明顯屬于兩件作品。

　　針對《功甫帖》曾入藏上海博物館的傳言，上博還通過《東方早報·藝術(shù)評論》首次公布了許漢卿先生寄存以及入藏上海博物館文物中均無《功甫帖》的證據(jù)。

　　關于古書畫真?zhèn)舞b定的方法，明代鑒賞家張應文(約1524－1585)《清秘藏》“論書法”中論述頗精，“先觀用筆結(jié)體、精神照應，次觀人為天巧、真率造作，真?zhèn)我训闷淞咭樱淮慰脊沤癜衔病⑾鄠鱽須v，次辨收藏印識、紙色絹素，而真?zhèn)螣o能逃吾鑒中矣。或得其結(jié)構(gòu)而不得其鋒芒者，模本(摹本)也；得其筆意而不得其位置者，臨本也。” ((見本期《東方早報·藝術(shù)評論》第5版圖二)(注1)誠然，目鑒與考證是歷代書畫鑒定家采用的兩種主要途徑。二者之關系，當以“鑒”為主，“考”為次，有時更無“考”之必要。換言之，“鑒”之結(jié)論若屬準確，即便再考，其所“考”必與所“鑒”一致；反之，則相左。因此，兩者雖主次分明，亦相輔相成。

　　于蘇富比《功甫帖》偽本之判斷，傳統(tǒng)目鑒已然足矣(注2)。不過，倘將晚清“近來市賈所售墨跡，多從法帖中雙鉤”(王端履)這一書史作偽現(xiàn)象作為美術(shù)史的研究課題，考證之必要就愈加突出，亦有助于印證上析方法論中“鑒”“考”之辯證關系。

　　鑒此，本文將圍繞安岐(1683－約1742)舊藏蘇軾(1036－1101)《功甫帖》的研究而展開，重點對該帖鑒藏遞傳之史實真相，以及其摹本的衍生等相關問題作進一步的梳理與鉤沉。希冀對是帖之探討，為古代書畫摹本中一稿多本的畫史現(xiàn)象研究，補充新的依據(jù)與視角。

　　翁方綱所見安岐舊藏蘇軾《功甫帖》非蘇富比“墨跡本”

　　有關安岐舊藏蘇軾《功甫帖》本幅之鑒藏印記，安氏《墨緣匯觀》及鮑漱芳《安素軒石刻》中皆略有記錄，比如安氏《墨緣匯觀》內(nèi)容雖較詳，但亦非全文抄錄(注3)。從目前資料看，堪稱最詳盡的，非翁方綱(1733－1818)莫屬。

　　2002年4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內(nèi)收《功甫帖》翁氏題跋全文，卻未將鑒藏印記信息囊括。事實上，翁氏《復初齋文集》手稿本【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共計一百零二卷，原稿為乾隆至嘉慶間翁氏手寫，行草，魏錫曾(？－1882)手書題記，完顏景賢舊物，現(xiàn)藏臺灣中央圖書館】第六十七卷中，不僅有《跋蘇軾功甫帖》，且于箋紙上欄空處，以行草小字忠實地記錄了該帖中所有的鑒藏訊息，為后世還原獲知《功甫帖》遞藏傳承真相及其原貌，提供了最為詳細的第一手原始文字與圖像資料(注4)。如圖所示(圖一)，釋文如下：

　　安記所謂“前后半鈐四印”者。

　　前上一印：色極淡，其色略似《天際烏云》后“之書”、“至法”、“書印”。露后半二字，是紅文。上“0”似是“囗”字內(nèi)某字，下“耒”字，或“耤”。

　　下一印白文：只露后半“世家”二字。

　　后中間一印：紅文。淡。只露前半二字，上似“■”，所露極眇，竟不可知是何字？

　　后下角一印：白文。似極大之印，只露右上一角，似“義”字。

　　此四印是舊印也。

　　余則“張镠”二字白文印、“安儀周家珍藏”六字紅文長方印、“梁清標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紅文方印、“子京”二字紅文葫蘆印、“項叔子”三字白文方印、“槜李項氏士家寶玩”八字紅文長印。

　　按，文中“安記”指成書于乾隆七年(1742)安岐的《墨緣匯觀》；“天際烏云”即翁氏舊藏蘇軾《天際烏云帖》，亦稱《嵩陽帖》，民國六年(1917)二月商務印書館有影印；“紅文”即朱文印；“前”、“后”分別指帖之左、右。將翁記與蘇富比“墨跡本”對照，有如下數(shù)處明顯不同：

    1. “前上一印”，可對應“墨跡本”右上騎縫半印作比較。此朱文殘印色極淡，屬四字印后半二字，翁氏未識作“圖籍”，而認為上字可能是“囗”字內(nèi)某字，下字僅剩左半“耒”，右半全無，翁氏猜測為“耤”之“昔”。按，“耤”古通“藉”，意借也，與“圖籍”之“籍”不通用。

    2. “后中間一印”，可對應為“墨跡本”左面中間朱文殘印。該印只露前半二字且為殘字，其中上面一字所露極少，翁氏竟不知是何字，故以畫代述，“似‘■’”；下面一字，可能過于殘泐，翁氏竟略去，亦并見到“昔”字。由此可見，該印與所見蘇富比“墨跡本”不同，即上面一字“■”與“墨跡本”上面沒有一點的橢圓形完全不同；下面一字右半，“墨跡本”竟將翁氏純屬猜測的“前上一印”下字右部“昔”字刻成印章，且可與前者合攏，貌似“圖籍”，明顯與翁氏所記不合(圖三)。

    3. “后下角一印”，可對應為“墨跡本”左下角“義”字殘印。翁氏指出，該白文印似是一枚“極大之印”，印殘，只露右上角，“似‘義’字。”試將“墨跡本”中“義”字，按其大小模擬組成四字印，可見其尺寸大小與本幅中“世家”印并無區(qū)別，根本不是極大之印。另需指出的是，“墨跡本”中“義”字殘印，與“世家”二字印一樣，鈐蓋時與原紙邊緣亦留有較大距離，分明是一枚尚不到原印四分之一大小的印章。

    4. 介于“張镠”、“安儀周家珍藏”二印與項元汴三印之間，尚有清代大收藏家梁清標的鑒藏印記：“梁清標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朱文方印——這兩枚尺寸不大的梁氏常用印，于蘇富比“墨跡本”中卻不見蹤影。

　　由上可知，翁氏所記“安記所謂‘前后半鈐四印’者”，其篆文書寫筆畫形態(tài)、文字內(nèi)容及印章規(guī)模大小等特征與所見蘇富比“墨跡本”差異甚多(安岐舊藏《功甫帖》舊印中也未必是“義”、“昔”，如果翁氏當年所見為“墨跡本”，憑其淵博深厚的金石古文字學修養(yǎng)，是毋需舉棋不定的)，明顯屬于兩件作品。

　　尤需強調(diào)的是，據(jù)上述翁手稿所記，可以獲知安岐舊藏《功甫帖》確有經(jīng)明代項元汴(1525－1590)、清初梁清標(1620－1691)收藏遞傳之史實。翁記諸印按序而列，當錄自蘇書本幅，而蘇富比“墨跡本”本幅未見項氏三印，梁氏二印亦不翼而飛(圖四)，這根本不符兩人鑒藏習慣。首先，項氏獲藏之際，帖上僅舊殘印四枚，較之后代藏家，數(shù)其鈐印空間最大，不可能不于原帖九字下大面積空紙上蓋印。再者，項氏向以好鈐印著稱于史，少則三四枚，多則二百余方，鈐蓋時先本幅后本幅外，意在藉古人名跡以傳不朽，有時為加鈐更多用印，甚至故意將己印直接覆于古人字跡之上。比如蘇軾《行書渡海帖》(項氏本幅鈐印達14枚，其中“神”“品”二印覆于字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米芾《行草書盛制帖》(本幅項氏鈐印15枚，其中“平生真賞”“項氏子京”“神”“品”四印蓋于“盛”“藏”“感”三字之上，故宮博物院藏)、張孝祥《行書臨存帖》(本幅鈐項印12枚，其中“槜李項氏士家寶玩”鈐兩次，一處直接蓋于墨跡上，故宮博物院藏)、蔡襄《澄心堂帖》(項氏本幅鈐21枚，其中兩枚蓋于字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等(圖五)。此番情形于項氏而言，實在是不勝枚舉(注5)。

　　而作為安岐前輩暨《功甫帖》的擁藏者——梁清標不于本幅鈐印之可能性亦微乎其微，一則帖中仍有不小的鈐印空間，再則身為梁氏書畫掌眼、裱畫師兼古董商的張镠(字黃美)亦于《功甫帖》上留印。傳世所見梁氏珍藏古書畫如金李山《風雪松杉圖》卷(華盛頓佛利爾美術(shù)館藏)、元衛(wèi)九鼎《洛神圖》軸(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米芾《行書多景樓詩》冊(上海博物館藏)等甚夥，除鈐蓋己印外，多有張氏印記，這幾乎成為了兩人間的一種配印組合，或亦透露了梁自張紹介獲購之史實。

　　因此，項、梁兩位大藏家早于安岐之前，遞藏該帖持續(xù)近百五十年，不可能同時避開蘇字本幅空處而另行覓紙鈐印。翁方綱獲見《功甫帖》之際，帖中共計有11枚前人鑒藏印，而蘇富比“墨跡本”僅有6枚，從其高清圖諸印邊緣看(注6)，亦可完全排除流傳過程中項、梁5印經(jīng)重裝裁挖之可能。

　　更悉，目前明確可知蘇軾《功甫帖》于明清時期的鑒藏、著錄以及摹勒上石過程，有如下事實：項元汴→張镠→梁清標→安岐→江德量→鮑漱芳(鮑氏《安素軒石刻》中3件蘇軾作品均來自江德量家族舊藏)，前后遞藏逾250年；其中，據(jù)梁清標與張镠之親密關系，帖中張氏所鈐印記，或于梁氏從別處購得后，或?qū)⒓翰剞D(zhuǎn)售梁前(注7)。帖經(jīng)翁方綱寓目，《墨緣匯觀》(1742)、《復初齋文集》(1790)分別著錄；按，翁氏知悉鮑漱芳本人及其《安素軒石刻》摹刻情況，更與摹刻者黨錫齡互為藝友、與入值軍機處的鮑勛茂(鮑漱芳弟)系同僚。摹勒上石情形為：《安素軒石刻》首刻(1799，鮑刻中對鑒藏印有選擇性)→《景蘇園帖》[楊守敬(1839－1915據(jù)前者翻刻)](1892)等。

　　綜上可以判斷：江德量逝前三年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攜示翁方綱賞鑒的安岐舊藏蘇軾《功甫帖》，定非蘇富比“墨跡本”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