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商樂興起于曹魏時期，上承漢代相和歌之傳統(tǒng)，下啟隋唐燕樂之先聲，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為核心的建安文人團體，不僅促成樂府民歌的文人化轉(zhuǎn)型，更讓清商樂聲名鵲起。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辭”云：“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即相和三調(diào)是也，并漢魏以來舊曲，其辭皆古調(diào)及魏三祖所作。”鐘嶸《詩品序》亦言：“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

曹植言乃父“躬著雅頌，被之瑟琴”(《武帝誄》)，《曹操集》所收詩歌20余首，皆為樂府歌辭。漢樂府曲辭大多采自民間，格調(diào)不高。曹操對音樂有著強烈喜好，其夫人卞氏本是賣唱的歌女，故“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yōu)在側(cè)，常以日達夕”(《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經(jīng)常通宵達旦、廢寢忘食地聆賞民歌時調(diào)。就在彌留之際，曹操還留下遺令，要求將生前所用的歌伎樂隊全部安置到銅雀臺，每月的初一、十五兩天，還要拉出來熱熱鬧鬧地演奏一番，讓自己在九泉之下也能欣賞到人世間美妙的音樂，對音樂的摯愛可謂至死不渝。

“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戰(zhàn)。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于古。”(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曹操于戎馬倥傯之際，不廢吟詠，“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三國志·武帝紀》注引王沈《魏書》)，他填寫的樂府詩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門行》《薤露行》等在當時就眾口相傳，風靡一時。

作為魯迅筆下“改造文章的祖師”，曹操在樂府歌詩的創(chuàng)作中，不蹈襲前人成法，不斷追求新變。《短歌行》，據(jù)崔豹《古今注》云：“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充滿宿命論的陳腐觀念，而曹操創(chuàng)作的《短歌行》在詠唱“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同時，又融入其求賢若渴、一統(tǒng)天下的雄心壯志，“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給這首古曲注入了全新的內(nèi)涵與意境，遂成千古名篇。《蒿里行》《薤露行》，古辭皆為喪歌，而在曹操筆下則成為描寫東漢末年董卓暴行和軍閥混戰(zhàn)的敘事歌曲，“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步出夏門行》為漢代樂府相和歌中的瑟調(diào)曲，原是感嘆人生無常，追尋求仙得道，被曹操改造成《觀滄海》《冬十月》《河朔寒》《龜雖壽》等四首抒懷詠志的不朽樂章，“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清人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言其“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獨辟四言聲調(diào)，故是絕唱”。

曹操對音樂的酷愛還被編排成“一場音樂會引發(fā)的血案”。在合肥市杏花公園有個名曰“箏笛浦”的景點，《搜神后記》云：

廬江箏笛浦，浦有大舶，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舶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聞箏笛弦節(jié)之聲及香氣氤氳。漁人又夢人驅(qū)遣，云：勿近官船。此人驚覺，即移船去。相傳云曹公載數(shù)妓，船覆于此，今猶存焉。

這個傳說在民間不斷演化，成為一個情節(jié)完整的故事：當年金斗門外與淝水相接處，大水浩蕩，蘆葦茂密，水中有島，花竹繁盛，風光秀美，張遼在逍遙津大敗孫權(quán)后，曹操乘坐一條大白船，與眾將士在船上暢飲歡慶，并找來歌伎在船上奏樂助興。演出到了高潮，眾將士一齊涌向曹操歡呼致敬，致使大船失去平衡，船覆人翻，樂極生悲。曹操自然被人救起，歌妓則香消玉殞。此后每到夜里，這里便會如倩女幽魂般響起錚錚奏樂之聲，“箏笛浦”由此得名。明清時期，金斗河蜿蜒流過溺妓覆舟的古箏笛浦，碧樹黃鸝，流水淙淙，漁郎釣艇，霧笠煙蓑，風光如畫。清嘉慶八年的《合肥縣傅郭城圖》上仍標有箏笛浦，曾任合肥知縣并主編《嘉慶合肥縣志》的左輔有詩云：“搜神尋舊浦，浪說綺羅紛。艷質(zhì)一時盡，清歌何處聞。落花銷別琯，荒夢散朝云。回首西陵樹，何曾駐夕曛”。如今箏笛浦已改建成一處人工湖。

魏文帝曹丕對音樂的愛好不讓乃父，游宴賞樂、選色征聲成為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源泉，在《與吳質(zhì)書》中，曹丕寫道：“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其弟曹植也記載曹丕宴飲時歌樂并舉的情形，“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侍太子坐》)。曹丕還能自彈自唱，“《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遺令，使節(jié)朔奏樂，魏文制此辭，自撫箏和歌。歌者云，貴官彈箏，貴官即魏文也”(《古今樂錄》引王僧虔《技錄》)。曹丕的《燕歌行》被視為我國七言歌詩之嚆矢，詩中更是明確提到“援瑟鳴弦發(fā)清商”，足見清商樂在當時已是家弦戶誦。

陳思王曹植更有“才高八斗”之譽，精通音樂，以“古曲多謬誤”，“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改編成流傳至今的《鼙舞歌》五首。曹植還被尊為中國佛教音樂的創(chuàng)始人，一次他在東阿縣魚山游玩，“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激發(fā)其創(chuàng)作靈感，“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yīng)，乃摹其聲節(jié)，寫為梵唄，撰文制音，傳為后式，梵聲顯世，始于此焉”(《法苑珠林·唄贊篇》)，這便是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的魚山梵唄。

由于統(tǒng)治者的特殊喜好，曹魏在中央機構(gòu)中專門設(shè)立了清商署，曹操平定河北遷都鄴城后，起銅雀臺，縱情歌舞聲色，“樂終古而未央”。據(jù)胡三省《資治通鑒》注云：“魏太祖起銅爵(雀)臺于鄴，自作樂府，被于管弦。后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屬光祿勛”，將曹操建造銅雀臺作為清商樂興起的源頭。南朝王僧虔亦言：“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宋書·樂志》)。

曹操不但雅好樂府民歌，對宮廷雅樂也加以保存與恢復(fù)。雅樂在“漢末大亂，眾樂淪缺”的困境中，更以歷年兵燹不止，其恢復(fù)與重建自然困難重重。曹操平定荊州后，喜獲樂人杜夔。杜夔“以知音為雅樂郎”，精通音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只是不擅長歌舞表演。曹操任命杜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chuàng)制雅樂……總統(tǒng)研精，遠考諸經(jīng)，近采故事，教習(xí)講肄，備作樂器。紹復(fù)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三國志·杜夔傳》)。經(jīng)過曹操等人的不懈努力，曹丕即位后不久(黃初二年)，雅樂已具備相當規(guī)模，一時間真是“思宏古人，咸與更始”，杜夔也由此升任太樂令、協(xié)律都尉。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在洛陽病逝。他基于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手法，兼以宏偉之想象，對樂府詩的體制進行了大膽革新，發(fā)壯心，抒豪情，表現(xiàn)出尚實精神與通達作風。曹操對漢樂府的改造，拓寬了樂府音樂的創(chuàng)作領(lǐng)域與藝術(shù)表現(xiàn)力，為其發(fā)展注入新的活力，這對清商樂的形成乃至中國音樂史的走向，均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歷經(jīng)1800年的歲月流轉(zhuǎn)，依然熠熠生輝。

(作者：黃敏學(xué)，系紹興文理學(xué)院藝術(shù)學(xué)院副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