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記者 劉禮福

刊于《藝術市場》雜志2019年10月號

西方藝術如此頻繁地在中國市場亮相，且佳報頻傳，不僅說明中國藏家并非一時興起，而是延續(xù)了亞洲藏家在國際市場中購藏西方藝術的走勢，更證明他們的成長已然引起兩大國際拍賣巨頭的關注。

仔細審視這股愈加強勁的潮流，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的諸多有趣動向正在悄然而深遠地影響著國內外藝術市場的發(fā)展軌跡，更在推動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與共進。

香港蘇富比2019年春拍現(xiàn)場

9月21日，佳士得上海2019年秋季拍賣會一如既往地推出“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晚間拍賣，其中占據(jù)半壁江山的西方藝術成績斐然。

進入10月，香港蘇富比將在2019年秋季拍賣會同期舉辦4場展售會，其中3場的內容便是呈獻橫跨7個世紀、涵蓋不同板塊和風格的一系列西方知名藝術家的作品。

不再猜測，而是敏感把握

佳士得上海2019年秋拍“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晚間拍賣推出的30件拍品，西方藝術的占比與亞洲藝術不相上下，既有印象派又有戰(zhàn)后藝術。

“不論從拍品的數(shù)量還是整場的構成來對比，此季夜場跟佳士得上海過往的7年差不多，但明顯感受到，西方藝術部門對內地市場的品位更能敏感把握；不像六七年前，盡管從國際拍場上總結到亞洲藏家的競標取向，但仍站在西方市場的角度來猜中國藏家的興趣點。”佳士得中國區(qū)總經理胡偉爔分析，“像今年首次帶來的美國藝術家阿歷克斯·卡茨的作品，其實在Art021和西岸等藝博會上能經常看到，而且在西方拍賣場上已有很多中國藏家參與其作品的競拍。”

“卡茨雖然是首次來中國，但一來就是不一般的作品。它的規(guī)格很大，2米多高，是他典型的電影情節(jié)式的人物畫作品。”胡偉燨介紹，“譬如德國藝術家安德烈·古斯基的《迪拜世界一》就是攝影藝術，也是該藝術家作品首次登陸中國市場。另如薩爾瓦多·達利的《時間的輪廓》高近4米，氣勢恢宏。其實在過去兩年，佳士得上海都曾推出過達利的雕塑，首次是在2017年秋，《凱旋的大象》最終以1320萬元成交，截至目前這是達利雕塑的最高拍賣紀錄，而《時間的輪廓》比《凱旋的大象》還要高出1米多。像《流淌的時鐘》也非常典型，內地藏家一眼就能認出是達利的作品。這是此季夜場與以往相比的第二個特別之處——帶來的西方藝術品更大型和典型。第三個不同是整場中藝術家的構成，有更多新面孔和不同材質的藝術品出現(xiàn)。”

朱莉·梅赫雷圖  《墨景（深邃的光）》182.9×243.8cm  成交價4420萬港元  香港蘇富比2019年春拍

在蘇富比與其2019年秋拍同期舉辦的“貝瑞·弗拉納根雕塑作品展售會”“遇見意大利/西洋古典選粹”“賞心：悅目新視野”展售會系列第四季中，拍品的構成既有延續(xù)又有突破，也體現(xiàn)出其對中國市場喜好的準確把握。

“第四季的‘賞心：悅目新視野’依然帶來涵蓋19世紀及20世紀最具影響力和感染力的創(chuàng)作，探尋從印象派到普普藝術風潮的起落，藝術家和作品的陣容更加強大。”香港蘇富比藝術空間策劃總監(jiān)黃杰瑜告訴記者，“西洋古典藝術是在2018年秋拍期間因‘遇見自然’大獲成功之后，于今秋第二次亮相，主題是‘遇見意大利’，推出自文藝復興時期至19世紀的意大利藝術品30多幅，幾萬元起拍的價位非常合理。”

由蘇富比與沃丁頓畫廊合作呈獻的英國雕塑家貝瑞·弗拉納根在香港最大型的個人作品展，更是今秋香港藝術市場的一大亮點。“因為弗拉納根被譽為戰(zhàn)后英國最具創(chuàng)新精神的藝術家之一，于1991年入選皇家藝術研究院并獲大英帝國勛章，其作品至今在紐約現(xiàn)代藝術博物館、倫敦泰特藝術館、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等機構的多場知名公共收藏展出，在中國藝術界也聞名遐邇。”黃杰瑜說。

看到西方藝術品在中國市場的持續(xù)走熱，兩大國際拍賣業(yè)巨頭不遺余力地在中國市場推廣西方藝術，并不斷突破，中國拍賣行業(yè)協(xié)會副秘書長歐陽樹英認為，這與國內拍賣場上西方藝術的形式和作品都在快速發(fā)展是同步的。

“2017年至2018年，油畫及當代藝術在國內拍場的成交額持續(xù)增長，而且增長速度是所有品類中最好的，成交額占比是30%。也就是說，國內市場的拍品結構中雖然傳統(tǒng)的中國藝術品占了2/3，但油畫及當代藝術部分的份額也在增長。據(jù)統(tǒng)計，均價在百萬元甚至千萬元以上的西方藝術品的成交量也在增長。”歐陽樹英分析，“在2019年對北京保利、中國嘉德、西泠拍賣、北京榮寶、北京匡時、廣東崇正、北京翰海、北京誠軒、上海朵云軒、北京華辰10 家公司春拍成交額的統(tǒng)計中，第一次增加了西方藝術這個品類。另如中國嘉德今年推出的西方現(xiàn)代主義大師安塞姆·基弗的《新月沃土》，其成交額不僅打破了藝術家的世界紀錄，還在其拍品構成格局上邁出了重要一步，所以被視為西方藝術在中國市場的標志性事件。在10家拍賣公司的統(tǒng)計中，今春共推出關于西方藝術品的拍賣共3場、成交200多件，成交率達78%，高于其他品類的成交率。”

朱利亞諾·迪·彼羅·迪·西莫內·布賈爾迪尼《年輕男子肖像》香港蘇富比2019年秋拍

經過激烈競爭，佳士得上海2019年秋拍實現(xiàn)總成交額近1.5億元；其中實現(xiàn)1.24億元的晚間拍賣中，西方藝術品的成交總額達4575.6萬元，占成交總額近40%。

像薩爾瓦多·達利的雕塑《時間的輪廓》成為晚拍中西方藝術品類最高成交價作品，成交價為768萬元。阿歷克斯·卡茨、杰哈德·李希特、安德烈·古斯基、艾廸·馬丁內斯、托尼·克拉格，以及卡塔琳娜·格羅斯等西方藝術家首次在上海拍場亮相，亦拍得優(yōu)異成績。如卡茨的作品《珍妮弗和馬蒂厄》以504萬元成交、杰哈德·李希特的《富士》以384萬元成交、安德烈·古斯基的攝影作品《迪拜世界一》以240萬元成交。

巨大轉變就在近三五年時間

當2014年業(yè)界還在慨嘆：西方藝術還未真正進入中國藏家的視野。1年后，被全然掀開的中國藏家爭購西方藝術的面紗，卻讓國內外業(yè)界震驚；之后3年，此種趨勢并未因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處于深度調整的狀態(tài)而顯頹萎，反而以每年逾25%的速度在增長。

這在自2006年起出任蘇富比亞洲區(qū)行政總裁、主力策劃及拓展蘇富比亞洲區(qū)內業(yè)務并重點開發(fā)中國市場的程壽康看來，中國藏家的收藏體系不僅在多元化發(fā)展，格局也在向國際化提升，更會推動中國的文物藝術品收藏和市場步入全球化。

其實早在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規(guī)模躋身世界第二的2011年，全世界便開始高度關注中國藏家的發(fā)展，但因其購藏目標仍鎖定在中國古董和藝術品，所以并未對其在國外市場給予更多、更深入的研究。2013年11月，大連萬達集團在紐約佳士得以1.72億元拿下畢加索的名作《兩個小孩》——被視為中國藏家購買西方藝術品的標志性事件。此外，萬達還以274.1萬美元競得畢加索1965年創(chuàng)作的《戴帽女子》。2014年11月，華誼董事長王中軍在紐約蘇富比斥資3.77億元購藏梵高的靜物《雛菊與罌粟花》。這些事件雖極大地挑動了西方市場的神經，但終究因“看上去是個別現(xiàn)象”，所以并未在國外市場激起千層浪。

同樣，在2014年5月的第二屆香港巴塞爾藝術展上，不論是一些國際畫廊將代理畫家全部“上架”來測試亞洲行情，還是業(yè)內媒體和觀眾的現(xiàn)場感受，都發(fā)現(xiàn)中國買家的收藏品位仍集中在中國。甚至有媒體以“畢加索遇冷，曾梵志作品高價成交”“西方藝術還沒真正進入他們的視野”作為標題來報道藝術展的實況，亦有不少媒體專門就此現(xiàn)象進行分析，認為“亞洲對于國際藝術市場既是機遇也是挑戰(zhàn)”。

然而，2015年中國藏家在國際拍場上的超常發(fā)力，徹底改變了其在業(yè)界的普遍印象，并掀開了中國藏家購藏西方藝術的面紗。

2015年5月，王中軍在紐約蘇富比以2990萬美元競得畢加索1948年的《盤發(fā)髻女子坐像》；大連萬達在紐約蘇富比以2040萬美元購得莫奈的《睡蓮池與玫瑰》。同月，華人置業(yè)的掌門人劉鑾雄先在紐約佳士得以6740萬美元競得畢加索的《女人半身像》，后在紐約蘇富比以4170萬美元把利希滕斯坦的《戒指》收入囊中。而“俏江南”餐飲集團創(chuàng)始人張?zhí)m，則在紐約佳士得拿下“如果我還活著，我在周二見到你”專場拍賣的封面和封底作品——分別以1864.5萬美元和1046萬美元競得德國馬丁·基彭伯格的《無題》和美國安迪·沃霍爾的《小電椅》。11月9日，劉益謙以1.704億美元競得莫迪里阿尼的《側臥的裸女》，不僅創(chuàng)造了莫迪里阿尼個人作品的新世界紀錄，還在世界藝術品拍賣價格成交榜單上位居亞軍——僅次于以1.794億美元成交的畢加索的《阿爾及爾的女人》（O版本）。

尤其是劉益謙的創(chuàng)紀錄舉牌，不僅讓國內業(yè)界為之沸騰，更讓國際市場對中國藏家在西方藝術板塊所表現(xiàn)的眼力和魄力刮目相看。也正是此番浪潮，引起國內外的持續(xù)關注，以至于當時有媒體驚呼“中國買家悄然崛起”。

“過去5年，亞洲藏家對西方藝術品的需求在增加。這是受亞洲經濟增長的推動，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藏家不斷拓寬的收藏品位。”程壽康告訴記者。

雙向推動產生的藝術購藏潮

七年前曾預言“購藏西方藝術品的中國藏家會越來越多”的藝術市場學者、資深專家龔繼遂表示，中國藏家對于西方藝術特別是20世紀或之前的歐美藍籌藝術家的經典之作所表現(xiàn)出的極大興趣，是由雙向推動而產生的。

“由外而內，許多西方畫廊、拍賣行、藝博會擴張到亞洲，向中國藏家和民眾推介西方藝術，更為成熟的西方藝術市場容易吸引內地藏家。他們不用擔心買到偽作，而且在紐約或倫敦競買藝術品往往意味著進入更好的社會階層。由內而外，是文化消費從本土轉到全球，因為我們不能僅僅消費德國的汽車、日本的電器、法國的紅酒，藝術品消費是很自然的結果，也是資產配置的需要。如果說，在資產配置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古董和近現(xiàn)代字畫是人民幣資產的最佳載體，那西方經典藝術則是美元資產的最好代表，這既有利文化的傳播，更符合‘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經濟發(fā)展和文化視野全球化的新時代趨勢。”龔繼遂分析道。

正因有雙驅動，2015年中國藏家在國際市場上掀起的西方藝術購藏潮，雖然在之后的2016年未延續(xù)出現(xiàn)創(chuàng)紀錄的舉牌，但勢頭仍然強勁，并延續(xù)至今。

貝瑞·弗拉納根《月金兔》 2008年  香港蘇富比2019年秋拍

2017年，在業(yè)界總結的全球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幾大趨勢中，亞洲藏家仍然對西方藝術品表現(xiàn)出極大興趣。而最令業(yè)界矚目的事件，當屬在2017年5月，佳士得紐約的印象派及現(xiàn)代藝術晚拍中，亞洲藏家以4504.75萬美元拿下畢加索的《靜坐的藍袍女子》、以5736.75萬美元拿下布朗庫西的《沉睡的繆斯》。同年11月佳士得紐約的印象派及現(xiàn)代藝術晚拍中，一位中國內地買家以8131.25萬美元拿下梵高的《田野里犁地的農夫》——成功躋身梵高作品拍賣的第二高價。

據(jù)蘇富比統(tǒng)計，2017年，所有亞洲藏家中有38%曾購買過西方藝術品，相比2016年增長9個點。2019上半年，蘇富比全球拍場購藏西方藝術品的亞洲藏家人數(shù)較2018年同期增長25%；其中在2月的倫敦蘇富比“印象派及現(xiàn)代藝術晚拍”中，來自亞洲的競投者較同期上升50%；4月的香港現(xiàn)當代藝術兩場晚拍中，西方藝術品的成交率達90%；5月的紐約印象派及現(xiàn)代藝術晚拍中，約1/4的拍品由亞洲私人藏家競得；6月的倫敦當代藝術拍賣上，亞洲藏家的成交總額為2017年同期的近3倍。來自亞洲的競投人士及買家不僅數(shù)目增長，其收藏品位也不斷拓寬，包括Sam Gilliam、Henry Taylor及Eric Fischl等多位拍場“新面孔”備受追捧。

佳士得印象派與現(xiàn)代藝術中國區(qū)總監(jiān)譚波告訴記者，近兩三年來，中國內地藏家在全球拍場競標西方藝術品的增長速度非常明顯，尤其對單價非常高的拍品投標更為積極。只不過因考慮到客戶的隱私，未做及時的新聞發(fā)布。總結他們的特點，最明顯的是，盡管他們入場的時間很短，但很快能找到性價比最高的拍品，短短幾年的經驗比其他地區(qū)的藏家多年知識和經驗的積累都多，而且他們的起點和眼光也比較高。

薩爾瓦多·達利《時間的輪廓》 銅雕 綠色、金色及褐色銅銹 380×259×200cm   成交價768萬元    佳士得上海2019年秋拍

“這跟他們過去在中國市場的經驗積累有關。”譚波分析道，“他們非常了解藝術市場的規(guī)律，會覺得高品質、稀有的藝術品哪怕現(xiàn)在最貴，將來也會最貴，所以他們直接在夜場來競投。無論在紐約、倫敦還是香港，佳士得會同時舉行3場拍賣，第一場是印象派及現(xiàn)當代藝術夜場，第二場是日場，第三場是紙上作品專拍。后兩場的標的單價多為幾萬美元到幾十萬美元，上百萬美元的不多，所以，入場門檻比較低。歐美藏家進場時多從紙上作品開始買起，先買幾萬美元并經過兩三年的慢慢學習后才進入日場，并開始買二三十萬美元的，等儲備的經驗和知識多了才會到夜場買幾百萬美元、上千萬美元的拍品。但中國藏家一開始接觸西方藝術，就從夜場的印象派入手，而且會找著名藝術家的經典作品，兩三年后覺得對西方藝術仍有興趣，才會到日場和紙上專場去，但也是挑最好、最精美的作品。”

更具普遍意義的是，佳士得、蘇富比不再是中國藏家購藏西方藝術的主要渠道，富藝斯、邦瀚斯等其他國際拍賣行也借此收獲良多。

2016年11月，富藝斯在香港首槌“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和設計”晚間拍賣，成績驕人。次年秋拍的“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和設計”專場，更是收獲頗豐——全場71件作品實現(xiàn)1.198億港元的成交總額及90%的成交率。其中，封面作品喬治·康多的《藍裙女子》以1210萬港元成交，并刷新該藝術家在亞洲的拍賣紀錄。此外，沃爾夫岡·提爾曼斯、亨利·摩爾、喬治·巴塞利茲和莎拉·修斯均刷新了各自的亞洲拍賣紀錄。

“從目前來看，中國藏家大舉進入購藏西方藝術的隊伍，并時而競得極高價位的拍品，也在不時地創(chuàng)造新紀錄，但這并不能對西方藝術經典作品的價格結構和市場軌跡產生大幅度或者顛覆性的影響，畢竟中國藏家在此領域是一個遲到的參與者。”龔繼遂認為，“跟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藏家競購印象派藝術的盛期行為相比，中國藏家的規(guī)模仍然小得多、選擇意識強得多、參與人數(shù)也少得多，也不會像尤倫斯等西方畫廊和藏家那樣通過敏銳的觀察、極富前瞻性的判斷、成熟的運作，對中國當代藝術通過創(chuàng)建性的收藏和運作而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