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傅巖雖為全形拓的創(chuàng)始者，但后世名氣，顯然遠不及達受。僧達受（1791-1858），嘉興海昌（今海寧）人，生平嗜金石。據(jù)其自編年譜《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記載：“壯歲行腳所至，窮山邃谷之中，遇有摩崖必躬自拓之，或于鑒賞之家得見鐘鼎彝器，亦必拓其全形。”達受交游甚廣，尤與阮元、何紹基、戴熙以及徽商巨賈程洪溥（木庵）等關(guān)系最契，阮元以“金石僧”稱之，一時傳為佳話。

達受全形拓本頗見有傳世者，浙江省博物館藏《六舟剔鐙圖》是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畫面上所拓西漢竟寧元年雁足鐙，系乾隆年間揚州鹽商馬曰璐玲瓏山館舊藏，后歸巴慰祖，又為徽州程洪溥（木庵）購得。六舟和尚與程木庵乃至交，先后數(shù)度赴徽州，寄宿程氏銅鼓齋，為其傳拓家藏古器數(shù)量十分可觀。此圖拓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舟首度赴徽州時，由他本人傳拓器形，友人陳庚縮摹其小像于盤底之間，一作摩挲古器狀，一作握針剔銹狀，形象憨態(tài)可掬。

同光時期全形拓技術(shù)的發(fā)展，可以陳介祺為代表。陳介祺（1813-1871），字壽卿，號簠齋，山東濰坊人，道光進士。生平好收藏古物，又長于墨拓。在晚清金石界，陳介祺的名字如雷貫耳，吳大瀓在給陳介祺的信中云“三代彝器之富，鑒別之精，無過長者，拓本之工，亦從古所未有”。

全形拓的真正鼎盛期還是在民國以后。周希丁、馬子云等名家在吸納西方繪畫技法的基礎(chǔ)上，將這門技術(shù)推至登峰造極，貢獻尤大。

周希丁（1891-1961），本名康元，以字行，江西臨川人。早年在琉璃廠開設(shè)古光閣古玩鋪，新中國建立后曾在首都博物館等單位任職，負責(zé)摹拓古器物和文物鑒定。他曾為傳拓專門學(xué)習(xí)過西洋透視技法，故其所拓器物全形立體感強，各部分比例結(jié)構(gòu)也較為合理，此外“周拓本”的用墨也極為講究，往往能給人以一種勻凈蒼潤之感。陳邦懷評其拓形方法“審其向背，辨其陰陽，以定墨氣之淺深；觀其遠近，準其尺度，以符算理之吻合”（《石言館印存》序）。他曾手拓故宮武英殿、寶蘊樓及陳寶琛（瀓秋館）、羅振玉（雪堂）、孫伯衡（雪園）等諸家所藏銅器，尤其是為陳寶琛瀓秋館所拓的青銅器全形，多以六吉棉連紙淡墨精拓，極為精妙，后整理出版成《瀓秋館吉金圖》一書，影響很大。

周希丁的弟子有韓醒華、郝葆初、蕭壽田、宋九印、馬振德等，其中小徒弟傅大卣（1917-1994），生前供職于中國國家博物館，能傳師法，也是拓彝器全形的高手。

馬子云（1903-1986），陜西合陽人。1919年進北京琉璃廠碑帖鋪慶云堂當(dāng)?shù)陠T，1947年受故宮博物院招聘傳拓銅器碑帖，并從事金石鑒定和研究。生前曾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他本人曾這樣回憶早年學(xué)拓全形的經(jīng)歷：“欲學(xué)傳拓銅器之立體器形，即在各處求教，皆一一碰壁。無法，只好自己努力鉆研，經(jīng)過2年苦研，始能拓簡單之器形。予仍繼續(xù)努力掌握鉆研，終于拓成一比較合理之虢季子白盤立體器形。”（馬子云：《石刻見聞錄》序）現(xiàn)藏故宮博物院的虢季子白盤全形拓片是其代表作。

據(jù)其弟子紀宏章回憶，此件作品是上世紀60年代，馬子云先生在魯迅藝術(shù)學(xué)院的幾位青年學(xué)生配合下，花了將近3個月時間才完成的。馬氏全形拓的一大特色是先攝影，用放大尺依其尺寸放大，然后再施拓，與傳統(tǒng)方法相比，拓片圖像更為逼真，細部毫發(fā)畢現(xiàn)，令人嘆為觀止。馬子云著有《金石傳拓技法》一書，其中有專節(jié)談及全形拓。

馬子云的學(xué)生有紀宏章、周佩珠等，今故宮博物院從事傳拓的郭玉海，乃紀宏章弟子，亦擅此技。

除了以上介紹的幾位代表性人物外，清代以來，見于文獻及拓本印鑒者還有李錦鴻、魏韻林、蘇憶年、黃少穆、薛學(xué)珍、陳紫峰、馬衡、陳粟園、譚榮九、李虎臣、施耕云、葉子飛、張木三、劉蔚林、劉瑞源、丁紹棠、李月溪、朱春塘、王秀仁、金蘭坡、吳隱等，但不少拓工的生平資料，今已難以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