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太陽”鸚鵡，學名綠頰錐尾鸚鵡，因為個頭不大，性情溫順而得到很多養(yǎng)鳥愛好者的青睞。2016年4月初，王某將自己孵化的兩只學名為綠頰錐尾鸚鵡，以每只500元的價格出售給謝某某。同年5月17號，公安機關在王某宿舍查獲該種鸚鵡35只，和尚鸚鵡9只，非洲鸚鵡1只，共計45只。這些鸚鵡都是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二當中的。

去年5月，深圳寶安法院一審判決王某犯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被處罰金三千元。法院認為，王某售賣兩只小太陽鸚鵡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認定45只鸚鵡待售，屬犯罪未遂，依法可減輕罰。王某不服上訴。

去年11月，深圳中院二審開庭。控辯雙方爭議焦點在于兩只“小太陽”鸚鵡是否屬于《刑法》所指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范疇。此前，一審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做出了“屬于”的判定。而王某的二審辯護律師則認為，該條司法解釋屬于對刑法條文擅自所做擴大解釋，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深圳中院曾先后兩次申請延長本案的審理期限。

王某的妻子任女士說，與一審的審理過程相比，在近一年，案件有一些新的變化：“原來一審只有五本案卷，后面檢察院補充了三十六本。從他補充證據就能很明顯地證明，一審的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然的話，它二審檢察院為何能補充三十六本出來呀，對不對？”

作為被告人的家屬，任女士認為，即便補充的這三十六本證據材料，也是問題多多。比如，至今公訴方所提交的證據，都無法證明，用來定罪的鸚鵡，就是丈夫王某所飼養(yǎng)的：

謝某某，就是第一被告人，從買方謝某某他店里收繳的鸚鵡，是不是王鵬出售的。這個物證的話沒有得到證實。就是沒有經過辨認，物證是不同一的。王鵬養(yǎng)的鳥都有腳環(huán)號的，都有特殊的編碼的，但是森林公安沒有讓她辨認實物，拿照片去辨認的。照片上面也沒有這個編碼，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定他罪的這個鸚鵡是不是王鵬的。

爭議焦點

任女士認為，本案爭論的焦點其實很簡單：經人工馴養(yǎng)的野生動物，還屬不屬于法律所規(guī)制的野生動物的范疇。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刑法所規(guī)定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包括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國家一、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附錄二的野生動物及馴養(yǎng)繁殖的上述物種。寶安區(qū)法院認為，本案所涉的鸚鵡雖然是人工馴養(yǎng)，但也屬于法律規(guī)定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

王某的二審辯護人、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徐昕告訴中國之聲記者，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的動物案件司法解釋，屬于對刑法條文擅自所做擴大解釋，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因而，從法理上來講，法院不應當適用：“一審判決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非常明顯的違反上位法。他把馴養(yǎng)繁殖的動物，直接解釋為刑法三百四十一條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這是和刑法相抵觸的。”

據徐昕介紹，其實早在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就曾向國家林業(yè)局森林公安局作出過一個復函。徐昕說：“在法研[2016]23號文非常明確地指出了徹底解決當前困境的辦法，要在修訂后的司法解釋中，明確對某些經過人工馴養(yǎng)繁殖、數(shù)量已大大增多的野生動物，附表所列的定罪量刑的數(shù)量標準僅適用于真正意義上的野生動物，而不包括馴養(yǎng)繁殖的。”

徐昕昨晚接受中國之聲采訪時稱，作為辯護人，他認為，被告人王某無罪的事實和理由是充分的，認定王某構成犯罪的事實不成立，一審法院用來定罪所適用的法律錯誤，王某的行為也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因為這個罪名它要求行為人必須明知行為對象是何物種，必須要明知它是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而非法出售。但是王某他其實并不知道他養(yǎng)的這個鸚鵡是所謂的CITES公約附錄二的、人工馴養(yǎng)繁殖的也受到保護的這么一個物種。而且一般的公眾都不太可能知道，這樣的鸚鵡是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因為市場上普遍有出售網上普遍有出售。王某存在違法性認識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下午的判決，究竟會給出被告人一個什么樣的結局？作為被告人王某的妻子，任女士向中國之聲記者表達了自己的愿望：“案卷里面這個證據鏈是達不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達不到定罪的這個標準。期待深圳中院有作為有擔當，勇于糾錯，宣告無罪，當庭釋放。”

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客觀公正的司法判決，不會因某些人或某些機關的意愿而改變。深圳鸚鵡案最終會得到什么樣的終審判決，中國之聲將持續(xù)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