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十八大以來我們國家最重要的制度改革之一。目前，上海和浙江兩省市的改革試點進入尾聲，錄取工作接近完成，整體平穩(wěn)，取得了階段性勝利。這么一場重大的教育變革，涉及的方面非常多，非常復雜，我們需要通過實踐發(fā)現(xiàn)問題和解決問題。”7月26日，一場名為“高考改革實踐與展望”的研討會在上海百年老校格致中學舉行，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首先點題。

2017年是恢復高考40周年，因浙江、上海開啟“新高考”而被稱為“新高考元年”。恢復高考40年，高考制度經(jīng)過了哪些階段、發(fā)生了哪些變化？“3+3”的新模式對于考試、招生、中學教學有什么影響？“新高考”是否讓考生和高校有了更多選擇自主權(quán)？

在一天的會議中，150余名地方教育行政管理人員、教育專家學者、一線教學管理者，以多元的視角，圍繞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

“3+3”讓學生從“農(nóng)耕”變“游牧”，可按愛好選學科

上海格致中學校長張志敏談到2017年“新高考”的變化時說，中學不能簡單地用應試方式來應對新高考，教學管理跟以前完全不一樣，教學的方式要改變。

在高考改革的引導下，格致中學重構(gòu)了“新四類八群”百門課程體系，包括公民人格類、科學認知類、生涯發(fā)展類和創(chuàng)新記憶類四大課程。

張志敏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過去我們的學生是‘農(nóng)耕民族’，每天到學校，到一個固定的場所；現(xiàn)在學生是‘游牧民族’，可以選擇到哪個地方去看看風景，真正意義上實現(xiàn)了‘小鬼當家’。”

張志敏認為，現(xiàn)在教科書上的內(nèi)容絕大部分是過去式，簡單地用過去的知識去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世界是不可取的，“所以必須從課程入手，改變以單科教學作為唯一教學目標(的狀態(tài))，課程要整合。這種整合是‘新高考’為高中改革提供的一種道路。”

浙、滬“新高考”改革通過增加考試科目和考試次數(shù)，極大地增加了高考的多樣化和學生的選擇。以考試科目為例，上海學生在語數(shù)外之外的6門中選擇3門考試，學生有20多種不同的科目組合可選；浙江學生在語數(shù)外之外的7門中選擇3門考試，有35種不同的科目組合。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3+3”科目改革是本輪高考改革最核心的內(nèi)容，通過增加考試科目和考試次數(shù)，擴大學生的科目選擇權(quán)、課程選擇權(quán)、考試選擇權(quán)和學校選擇權(quán)，使得學生有獲得感。

“我們也應看到，理論上‘新高考’給學生增加的權(quán)利在實踐中有待進一步落地，許多學校提供的科目選擇還無法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社會還是過度關注高考總分和狀元，這些功利性的應試行為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校的整體教學。”熊丙奇建議，要規(guī)范學生選科數(shù)量，把科目考試時間調(diào)整至高三，不對高一、高二的正常教學產(chǎn)生影響。

張志敏也認為，“3+3”考試模式下，存在博弈成分，有的學校和考生會尋找考試技巧，這些都需要在制度上進行相應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