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指出，重申報、輕保護，甚至超負荷利用和破壞性開發(fā)的現象，在全國普遍存在。

“還有的地方申遺成功后，將其視為廣告招牌，專注于挖掘其含金量。”馮驥才說。

“這些地方打著產業(yè)化旗幟，盲目開發(fā)非遺項目，使得非遺受到一定程度的損毀。”馮驥才解釋說，產業(yè)化要求規(guī)模化、標準化，而文化則是個性、獨特、有差異的。產業(yè)化要求低成本化、量產化，而手工技藝則很難達到，如果將兩者強加結合，只會造成非遺的損毀、滅失。

“對于非遺項目的申請，我國不少地方確實偏離了正常軌道，由于這些功利化色彩過于濃重，使得本該好好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卻遭到了嚴重破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qū)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旅游法和世界遺產法研究中心主任劉紅嬰指出。

對此，浙江工業(yè)大學文化與法制研究中心主任石東坡建議，應當對利用非遺項目進行非法牟利的企業(yè)和個人予以相應的處罰，強化政府監(jiān)管職責及社會參與機制，激勵督促文化行政主管部門對非遺的保護力度。

除此之外，在劉紅嬰看來，要剎住這股功利風還需從源頭規(guī)范。她認為，不是任何古文化都適合申遺，只有高規(guī)格要求申遺標準，純凈申遺目的，才能使得這些人知難而退。

“尤其要明確的是，申報的數量并不是關鍵，其質量才是關鍵。”劉紅嬰強調。

“有些民俗帶有一定的封建迷信和侵犯人權的現象，并不能真正成為非遺，所以不能盲目認定所有古文化都必須傳承和發(fā)展。”　　　劉紅嬰指出，如果要定義一個文化是否屬于非遺，就得明確非遺的入選標準。

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二條規(guī)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tǒng)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tǒng)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

對此，劉紅嬰認為，這一規(guī)定是申請成為非遺的重要依據，但是該規(guī)定卻過于籠統(tǒng)，在非遺的認定上存在較大偏差。

劉紅嬰建議，對非遺的定義再進行深入研究，制定一個高精度的準確定義，避免模糊定義帶來的打擦邊球的現象。同時，將入選申遺的標準嚴格化，逐步完善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審認定標準，使標準更加科學嚴謹。這不僅能防止一窩蜂申遺現象，還能把住申請非遺的質量關，使真正應當予以重視的非遺得到有效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