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之路

“希望房子抵給國家，來照顧我孩子”

“我死了，孩子怎么辦？”這幾乎是所有大齡自閉癥患者家庭的終極焦慮。

周惠曾有過一次瀕臨死亡的恐懼。她有糖尿病，每次飯前需要注射胰島素。有次她打完針，發(fā)現(xiàn)飯菜幾乎被程程全部吃完了，她只能簡單的塞了幾口。

到了后半夜，周惠低血糖了。她常年在枕邊備著糖塊兒，那天，她憋足了力氣抓起一塊糖，可是怎么都撕不開糖紙。程程就在旁邊看著她，卻全然不懂是怎么回事。周惠感到自己馬上要死了，她萬分恐懼，“我死了，程程明天可怎么辦呢？”

終于，周惠拼命用牙齒把糖紙扯開了個口子，塞進嘴里的一剎那，她的眼淚嘩嘩地流了下來。

家庭壓力過大，機構運營狀況堪憂，技能培訓與支持性職場缺位。多重困境下，大齡自閉癥患者該何去何從？

新京報記者查閱有關部門多份針對殘障人士、自閉癥人士的政策文件，發(fā)現(xiàn)多為針對0-6歲的低齡患兒。如殘聯(lián)開展的針對貧困自閉癥患者的康復救助項目“七彩夢行動計劃”，針對的是3-6歲的兒童；《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殘疾人小康進程的意見》中規(guī)定自閉癥患者免費得到輔助器具配置和康復訓練等服務，但也僅針對0-6歲兒童。

惠及大齡自閉癥患者的僅有一項2012-2015年度殘聯(lián)與財政部聯(lián)合開展的“陽光家園計劃”——智力、精神和重度殘疾人托養(yǎng)服務項目，但項目直接資助的是提供托養(yǎng)照護服務的機構，且資助標準偏低，按是否提供寄宿，規(guī)定每年每人的資助標準為高于600元和1500元。尚不夠一個大齡自閉癥患者一個月的托養(yǎng)費用。

中國精神殘疾人及親友協(xié)會孤獨癥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孤獨癥機構服務協(xié)會會長兼秘書長郭德華博士對新京報記者說，整個社會對大齡孤獨癥患者的服務非常之少。政府應該出臺相關的政策，對大齡自閉癥患者同樣給予補助。因為沒有補助家長就沒有足夠的經(jīng)濟能力，只能讓孩子呆在家里。

他認為，政府還要支持社會力量去建立更多的服務機構，通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來支持這樣的機構。對于機構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專業(yè)人員很少，這些都需要社會和政府一起來推動。

他表示，在上述前提下，大齡患者和小齡患者才能實現(xiàn)“無縫對接”。

好的現(xiàn)象是，相比十年前，乃至二十年前的社會環(huán)境，自閉癥常識的傳播、官方以及民間的康復機構有了新的發(fā)展，國家也把自閉癥兒童的救助作為一項社會化的系統(tǒng)工程，倡導需要長期投入的事業(yè)。比如 2014年1月，教育部、發(fā)改委等七部門下發(fā)《特殊教育提升計劃(2014-2016年)》的通知，提及“鼓勵有條件的地區(qū)試點建設孤獨癥兒童少年特殊教育學校(部)”。

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xié)委員也通過多種渠道發(fā)聲，就大齡自閉癥患者保障問題建言獻策。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教育廳原副廳長孫鶴娟提交了《關于健全自閉癥兒童少年終身保障體系的建議》的議案，建議加大對自閉癥兒童終身保障的投入。

孫鶴娟說，希望對自閉癥群體建立一個終生服務體系，從出生到終老，針對各個階段的不同需求都要有關懷。

孫鶴娟建議，每個社區(qū)都有一個自閉癥人群的交流指導、康復訓練的中心，這個終身康復體系建在社區(qū)，既減輕家庭負擔，又能方便父母照看孩子。

孫鶴娟建議，把自閉癥患者的康復訓練費用納入醫(yī)保，統(tǒng)籌解決，不分人群，不分年齡段。對自閉癥患者人群的就業(yè)，應該有專門的機制給予特殊扶持，對能力較強的自閉癥患者，甚至可以給予一定的創(chuàng)業(yè)基金扶持。

多位受訪的母親都表示，希望國家能成立一個基金，她們攢錢交給基金，“房子抵給國家也行”。等她們老了、無法照顧孩子了，由國家把孩子們照顧終老。或者是成立既接收老人也接收孩子的養(yǎng)老機構，這樣等他們老了，可以帶著孩子一起住進去。

康納洲的工作人員孫硯梅有一個21歲的自閉癥兒子思陽(化名)。2014年，她賣掉湖北老家的房子，帶著思陽來北京康復，也在康納洲找到了工作。

孫硯梅早年離異，母親中風8年，她一直一個人帶孩子生活。

去年，孫硯梅參加過一次死亡體驗活動，要寫生前遺囑，那一次，她認真思考了她死后思陽的出路。思來想去，覺得還是托付給孩子的父親比較好。

她給離異的丈夫發(fā)了短信，問萬一自己死了，是否能把思陽送到他那里。

等了許久，前夫沒有回復。（記者 王婧祎 實習生王雙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