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19世紀的苦難與動亂之后，20世紀的中國進入到一個革命的時代，一個波瀾迭起的革命時代。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先后被革命浪潮所掀翻，退出歷史舞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才出現(xiàn)穩(wěn)定局面，由此走上了穩(wěn)步發(fā)展的道路。

革命總是要付出代價的。回首百年，有人感嘆，如果走代價較小的改良之路該有多好，遂有“告別革命”之說，亦有提倡“回到康有為”“回到孔孟道統(tǒng)”等等說法。然而，歷史選擇并非由一個理想化的愿望所決定，任何事后的討論都應該回歸歷史現(xiàn)場，觀察其發(fā)生的原因、進程及其影響，而不應脫離具體時空作臆測與推理。

革命不是人為的任意選擇

一般而言，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改良總是比革命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因此，選擇改良、避免暴力對抗為一般常情。然而，古今中外的歷史表明，革命與改良的發(fā)生皆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并不取決于個人或群體的良好愿望。當社會矛盾尖銳到改良不足以應對時，革命便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當社會矛盾相對緩和之時，革命又絕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動。

20世紀中國革命思潮的興起與發(fā)展，并成為一波波不可阻遏的洪流，并不是中國人有激進的偏好，也不是少數人鼓動所致，而是由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危機所觸發(fā)的。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逐漸陸沉，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外不能抵抗強敵，內不能維持民生，國家與民族面臨嚴重危機。

歷史是給了改良機會的。從“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到曇花一現(xiàn)的百日維新，再到辛丑之恥后的清末新政，清朝統(tǒng)治者先后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救運動，試圖通過局部的改良來挽救將傾之大廈。客觀地說，清末十年的改良不能說毫無成就。然而，清政府的改良和社會期待落差巨大。清政府期望通過細枝末葉的改良，將無所不包的君權法制化，為專制君權披上現(xiàn)代的外衣。1908年8月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賦予了皇帝極大權力。1911年5月“皇族內閣”的出臺，則向社會公開了清廷皇族的集權之心，使人們對預備立憲的前途喪失信心。

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使社會普遍彌漫著革命情緒，只是等待著有人出來登高一呼。辛亥之年，武昌首義，各地紛紛揭竿而起。數月之間，江山易色。短短的4個月中，并沒有經過特別重大的戰(zhàn)役，清廷退出了歷史舞臺。可見，清廷的統(tǒng)治根基早已松散，革命已是民心所向。

然而，辛亥革命雖然趕走了皇帝，卻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國家依然處于虛弱和無序狀態(tài)。在國際上，從日本提出“二十一條”，逼簽屈辱的“民四條約”，到一戰(zhàn)后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以戰(zhàn)勝國的身份而未能從戰(zhàn)敗國德國手中收回膠州灣，中國依然是一個被人欺侮的國家。國內則是政爭不斷，連年軍閥混戰(zhàn)，政局動蕩不安，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國民革命興起。“打倒列強，除軍閥”這兩大口號，反映了社會外爭主權、內爭民權的兩大訴求。在國共聯(lián)手的北伐戰(zhàn)場上，國民革命軍摧枯拉朽般地把曾經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隊擊垮。

然而，在北伐戰(zhàn)爭尚未成功之時，國民黨便發(fā)起“清黨”運動，將昔日的盟友推向血泊之中。國民黨掌權后，依然未能解決內外危機，并迅速蛻化為特權階層。中國共產黨繼續(xù)舉起革命旗幟，代表最廣大人口的工農，以工農革命相號召，經過20余年的艱苦奮斗，終于在1949年建立了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而言之，20世紀上半葉的這三場革命，皆有其發(fā)生的社會基礎。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日益加深，實為造就革命之因。非革命難以救亡圖存，非革命難以改造社會，首先成為中國社會先進分子的意識，并進而成為普通民眾的共同意識。我們看到，革命的推力大大加快了近代中國的進程。辛亥革命一舉終結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一個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社會，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成為可能。

近代中國革命的發(fā)生，是在社會危機狀態(tài)下，人們對民族平等的追求，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人們向往著一個沒有屈辱、沒有戰(zhàn)爭的平等的新社會。在這一追求過程中，由于中外反動勢力的強大，中國人民付出了重大代價。然而，作為處于和平時代的，在相當程度上分享著革命成果的后人，對于前人的追求和選擇，難道我們可以作脫離歷史實際的苛責嗎？

革命與改良并非截然對立

事實上，近代社會的許多革命者，包括那些革命領袖們，并不是天然的革命者，他們并非從一開始就主張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改變社會，許多人曾經歷了一個從主張改良到倡導革命的變化過程。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如此，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也是如此。1894年，孫中山曾前往天津，向直隸總督李鴻章上書改革主張，但他未能見到李鴻章。甲午戰(zhàn)敗打破了他對清廷改革的幻想，從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毛澤東早年也曾景仰過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主義，新文化運動時期曾對新村主義、無政府主義、工讀主義產生過很大興趣，提倡過和平革命。中國社會改良無望的現(xiàn)實，促使他轉向革命道路。

我們看到，在近代中國，革命與改良，既有路徑分歧的一面，又有互為促進和聲援的另一面。清末，盡管革命派與改良派爭吵不斷，但兩者有相通之處，都主張擴大民權，要在中國建立起近代民主政體。兩者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馳的選擇，在全局上存在互動互利關系。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的論戰(zhàn)，使民主思想前所未有地普及開來。立憲派主導的國會請愿活動和收回利權運動為辛亥革命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革命黨人也對國會請愿運動和收回利權運動給予了聲援和支持。研究表明，辛亥革命迅速獲得成功，各省立憲派的支持功不可沒。

同樣，在推翻國民黨統(tǒng)治的過程中，持改良主張的中間勢力也曾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抗戰(zhàn)后期，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矛頭直指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國統(tǒng)區(qū)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運動的蓬勃發(fā)展，使國民黨專制統(tǒng)治的理論基礎與社會基礎出現(xiàn)崩塌，繼續(xù)維持專制統(tǒng)治的合法性廣受質疑。中國共產黨對于這一運動給予了高度肯定，并適時提出了建立聯(lián)合政府的方案，將民主訴求導向實施階段。解放戰(zhàn)爭后期，當中國共產黨提出新的民主協(xié)商制度時，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社會各階層對于一個人民將要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