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共享開放，戒單打獨斗

加強部門聯動，強化聚合效應

負責運營當地政務新媒體的湖北當陽市河溶鎮(zhèn)工作人員易佳，想要豐富官微內容，卻遇上了難題：歷史文化、風土人情、開展活動的圖片、視頻資料缺失斷檔。

專家建議，部門間良好的聯動協同，既能有效支持政務新媒體的內容，也能有力推動危機化解、工作開展。

《2016年人民日報·政務指數微博影響力報告》中提到一個協同案例：南昌市一橋洞下男子養(yǎng)棄嬰7年，微博“@南昌發(fā)布”發(fā)現后，第一時間聯系棄嬰所在的青云譜區(qū)，當地區(qū)委副書記牽頭，將公安、政法、教育、街道、宣傳等部門召集，協調解決棄嬰上戶口、入學、居住、生活保障等問題，事情得以妥善解決。

朱春陽舉例，有些政務微平臺網上網下形成協同效應，河南鄭州市供銷社創(chuàng)辦的公益營銷助農賬號聯盟就很有代表性。鄭州市供銷社主任劉五一不僅自己擁有130多萬微博粉絲，還充分發(fā)揮“@鄭州供銷”和子賬號“@西瓜辦”“@新媒助農”等官方微博的帶動作用，解決農產品買賣難的問題。在鄭州供銷官方微博推動下，全系統(tǒng)組建電子商務企業(yè)6家，發(fā)展網店52家，網購規(guī)模不斷擴大。

從全國范圍來看，一些知名政務新媒體“大號”已在建立跨部門聯動機制上有所行動。比如，“上海發(fā)布”辦公室就設在市政府大樓內，其成員來自市政府綜合處、應急處、新聞辦等，實現了信息的跨部門流通。

要效果導向，戒盲目吸粉

智能分發(fā)，個性傳播，精準對接受眾

翻閱各類政務新媒體的介紹資料，即便地域不同、信息與服務不同，在介紹各項工作時都附上了點擊率、轉發(fā)量及排名，無一例外。

“政務部門職責不同，投入資源、人手不一，效果肯定不同。”張志安認為，排行榜可作為重要參考，但也不應過分看重，“排行主要反映數量指標而非質量指標。為了追求點擊率，部分政務新媒體也淪為‘標題黨’，過分走煽情路線，這需要反思。”

“一些政務平臺讓運營者投入大量精力去‘吸粉’，做了很多與內容創(chuàng)作無關的工作，通常還費力不見效。”今日頭條總編輯夏勇認為，閱讀量并不是評價政務文章質量和傳播效果的唯一標準，因為政務文章具有領域性和區(qū)域性的特點，目標受眾只是與之相關聯的部分人群，閱讀量有上限。

夏勇認為，通過智能分發(fā)采取個性化的傳播，能讓政務信息精準對接目標受眾。他舉例說，2016年12月，湖南“株洲發(fā)布”提示“荷塘區(qū)財富小區(qū)、天順山莊小區(qū)等兩個小區(qū)明天計劃停電，請大家做好準備”，如果在以網絡粉絲為受眾的平臺，這樣的民生資訊或許會被其他信息淹沒，而通過彈窗精準推送給這兩個小區(qū)的2669個用戶，就能起到更好的傳播效果。

政務新媒體比較理性的評價標準是什么？在朱春陽看來，最重要的考核標準是：是否與網絡媒體平臺、本地網民建立起良性的互動網絡，形成彼此信任的關系。

具體從指標上該如何衡量？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沈國麟提出了這樣的衡量維度：要有量上的分析，包括發(fā)表頻次與更新頻率，原創(chuàng)內容比例，形式是否豐富；也要有定性的判斷，包括渠道來源是否可靠權威，網絡群體性事件中的政府回應是否及時、突發(fā)事件政府應對態(tài)度是否積極、政府回應內容是否全面、渠道是否多元，甚至還包括信息傳播的效果，比如網絡群體性事件中處置不當的政府官員事后是否被問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