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學傳統(tǒng)，即便從孔子算起，中國歷史學也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走過了一個漫長道路，積累了一筆寶貴的財富，支撐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成為中國人的宗教。只是到了最近幾十年，出現(xiàn)了歷史意識淡薄的現(xiàn)象。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

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就是說，歷史記錄尊重事實，不隱惡，不溢美，那么歷史學功能必然彰顯，必然起到警醒、警示作用。

根據(jù)儒家的觀點，中國人從來不相信此生永存，但相信精神不死。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誨，其實與宗教具有類似功能，教導人們理性地看待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知道此生短暫，只是一個過程，即便享盡榮華富貴，最后也不過是一堆黃土。一個人的真正價值與意義是精神不死，能以精神持久影響社會，影響人類歷史。

儒家思想影響下的理性主義使中國歷史學從一開始就信奉真實。相信真實是歷史學存在的意義，也是歷史學為學的根本價值。許多研究者在研究《春秋》及其三傳時，注意到“一字之褒貶”，注意到孔子及其弟子的價值取向，因而懷疑歷史學的科學性，懷疑歷史記錄的真實性。

確實，相當程度上說，歷史學是主觀性較強的學問，是對人類智慧的終極考驗。歷史學的研究只能逐步接近歷史真實，即便是昨天剛剛發(fā)生的事，歷史學也沒有辦法真正復原，更沒有辦法像實驗科學那樣重新實驗。讀者、聽者是否認同歷史學家的分析、判斷，主要就看研究者的結(jié)論、記錄能否合乎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歷史學無法重建一個完全真實的歷史場景，但歷史學永遠都以還原歷史，回到現(xiàn)場，達到歷史與邏輯的一致為基本學術(shù)訴求。

以“董狐直筆”真實記錄歷史，是中國歷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中國史學史上的任何曲筆，甚至像司馬遷、陳壽等人那種因某些私人原因的部分曲筆，也依然會被揭露、唾棄。真實，是歷史學存在的依據(jù)，是歷史學的生命，不真實的歷史說教只是說教，不是歷史。一切曲筆在歷史的長河中終究會被揭穿。

歷史學的功能、意義，當然需要書齋學問，需要扎實、細致的考訂功夫，需要心無旁騖。如果沒有這樣的功夫，沒有這樣的積累，歷史學就不會被人們尊奉。曲筆的歷史作品，或許能夠贏得一時的虛假喝彩，但假的就是假的，假的終究不是真的。

但是，不論中國，還是西方，歷史成為一種學問，除了弄清歷史真相，記錄歷史事實外，還有一個重要功能是資治，是通鑒。是用歷史教訓指導現(xiàn)實，是告訴人們在從事創(chuàng)造時，要有大關懷、大視野，要放在歷史長河中通覽、通鑒。

我們過去總以為我們今天比古人聰明，總以為我們現(xiàn)在比古人幸福。其實，反觀過去幾千年可以檢索的歷史，我們應該相信章太炎的分析，善亦進化，惡亦進化，俱分進化，有古今之別，無古今之異。我們今天比孔子、孟子、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知道得更多，這不是我們比他們更聰明、更博學，而是我們生得比他們遲。

熟讀歷史，不會輕言歷史性的創(chuàng)造；熟讀歷史，應該能夠為現(xiàn)實提供某種借鑒。孔子、司馬遷、司馬光等中國歷史學家大都相信資治，相信通鑒，即便是比較純粹的書齋學問，假如深究起來都有現(xiàn)實的大關懷。

歷史學是一門關于過去的學問。老話說，無聊便讀書。好像歷史學就是一門消極的學問，是歷史學家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無奈選擇。這種觀點在過去的中國或許是真實的，但在現(xiàn)代學科建立后，顯然不能這樣看。歷史學不僅記錄歷史，研究歷史，而且預知未來，參與歷史的創(chuàng)造。歷史學家不再是失意政客無聊之后的消遣，而是有識之士、飽學之士的職業(yè)，是一項與政治家、企業(yè)家、教育家等職業(yè)選擇大致相同的選擇。

其實，在古典中國歷史學家的眼中，并沒有消極地將歷史學視為一種無聊的學問，孔子知道之不行，退而修《詩》《書》，訂《春秋》，讓亂臣賊子懼。這既是孔子對歷史學的定位，也是孔子以歷史學為工具積極介入生活，影響政治，進而影響歷史。此后，不論是司馬遷，還是司馬光，直至現(xiàn)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們可能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有不同看法，但他們以歷史學為工具服務于社會，影響政治，應該說一脈相承，精神一致。

一個穩(wěn)定的政治架構(gòu)，需要歷史學的參與。我們可以大膽地說，真正的歷史學不僅僅在于記錄歷史，研究歷史，而且還在于參與歷史創(chuàng)造，在于通過歷史了解過去，服務現(xiàn)在，預知未來，為人類指出一條通往光明的路。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