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美國人認為“非常重要”的對外政策目標中，“保衛(wèi)盟友安全”總是排在最后。

參考消息網12月22日報道 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12月15日刊登題為《美國應該為友邦開戰(zhàn)嗎？》一文，作者為美國凱托學會副會長克里斯托弗·普雷布爾。文章摘編如下：

我有幸參加了本周早些時候索霍論壇在紐約市成功舉辦的關于“美國是否應厲兵秣馬保護友邦，即使自己未受到直接武力威脅”的辯論會。

持贊成觀點的是受人尊重的憲法學者理查德·愛潑斯坦。而我認為美國對外政策行為的指導原則應當是國家利益，而非友誼，尤其是涉及動用武力時。我的理由是，如果采取贊成的辦法，那將導致更多戰(zhàn)爭，而不是減少戰(zhàn)爭。而且它也悖于美國建國一代及當今美國人的愿望。

表面上，贊成的立場似乎符合常識，也符合人類關于如何與同胞相處的基本信仰。總之，我們始終要幫助朋友。例如，如果有朋友遇到困難了，我們可能會借給他一點錢。我們可能幫朋友做家務或是幫他們搬家。我們甚至可能開車送他們去機場。作為個人，我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財物和時間。

俱往矣，君主王公們助友君一臂之力的時代。比如，路易十四幫助過朋友開戰(zhàn)，他并不特別在乎人民因其海外征戰(zhàn)而遭受的痛苦，他隨心所欲。

但是今天，我們實行的是截然不同的治國方略。我們的統(tǒng)治者不應代表朋友和遠親發(fā)動戰(zhàn)爭。相反，我們的領導人應服務于選舉他們登上高官職位的公民的利益。

實際上，為了防止他們受友誼或親情誘使，我們建立了限制其權力的制度，最重要的就是形成文字的憲法。尤其是，《美國憲法》建立在各州與人民賦予聯(lián)邦政府的一系列具體的權力原則之上。在憲法里，我們能夠找到很多具體的權力規(guī)定。但是，要想找到任何關于美國政府幫助友邦的規(guī)定，那一定是枉然。

然而，今天的美國卻在代表一大批外國發(fā)動戰(zhàn)爭，或是準備發(fā)動戰(zhàn)爭。這份清單包括諸如韓國、日本和土耳其這樣的正式簽約國以及一些非正式簽約國。20世紀80年代，沙特阿拉伯提供戰(zhàn)爭經費，把蘇聯(lián)從阿富汗趕了出去。現(xiàn)在我們又在也門幫助沙特人。

然而，謹慎哪兒去了？何為限制因素？美國人愿意為此不惜一切冒險嗎？他們愿意奉獻成千上萬的軍隊去幫助友邦防御國內外敵人嗎？很多共和黨人認為貝拉克·奧巴馬2011年從伊拉克撤軍是錯誤的，言外之意是無論伊拉克人民意欲如何，不應對美軍駐留時間人為設置期限。

要求在外國常駐美軍的呼聲也忽略了美國人民的意愿。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4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fā)現(xiàn)57%的美國人同意如下觀點：美國“不應過多考慮國際問題，而應更多關注我們自己國家的問題”。其他民調發(fā)現(xiàn)，在美國人認為“非常重要”的對外政策目標中，“保衛(wèi)盟友安全”總是排在最后。

多年來，甚至數(shù)十年來，美國的對外政策精英忽略了公眾情緒。特朗普無情地利用了這個分歧，提出“美國優(yōu)先”并承諾強行要求美國盟友支付美軍提供保護所需的費用。顯然，友誼與此無關。對特朗普來說，唯一重要的就是美國要做劃算的交易。他是否確實能夠說到做到仍有待觀察，但是此刻投票選舉他的選民們認為他會這樣做。

在特朗普準備就任之際，他或許會重溫——或首次閱讀——首任總統(tǒng)離任時給國家的臨別贈言。喬治·華盛頓在告別演講中解釋：“關于外國，我們遵循的偉大行為準則就是在我們拓展商業(yè)關系的過程中要盡可能少地涉及政治關系。”其他國家“必然陷入頻繁的爭執(zhí)，其原因基本與我們的關切無關”，因此美國人應避開“尋常的友誼合作或仇恨沖突”。

我們遠在萬里之外，有理由也有能力奉行不同的方針。如果我們仍然是有效政府領導下的一個民族，那么我們在正義指導下本著自身的關切選擇和平或戰(zhàn)爭，這樣的時代已經不遠了。

過去25年，我們的某些抉擇很糟糕，最嚴重的錯誤就是我們自以為是在幫助盟友時所犯下的錯誤。我們在對外事務問題上應堅持一系列較精細的行為準則，尤其是涉及戰(zhàn)爭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