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以來，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每年一度召開國際學術會議，前兩次會議的主題分別是宋代繪畫研究、世界早期文明中繪畫的起源與初期發(fā)展。今年研討會名稱為“中國收藏與鑒定史”，這源于《中國歷代繪畫大系》編纂過程中的思考。

由浙江大學主辦，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承辦，《中國歷代繪畫大系》編輯委員會、浙江大學文化遺產學科發(fā)展聯盟（籌）協辦的“中國收藏與鑒定史國際研討會”上周在浙大舉辦，邀請到17位來自海峽兩岸故宮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的專家以及浙江大學、中央美術學院、臺灣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布朗大學和歐洲的學者各自作了專題報告并進行了深入討論，共計1000余人赴現場聆聽。

自2014年以來，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每年一度召開國際學術會議，前兩次會議的主題分別是宋代繪畫研究、世界早期文明中繪畫的起源與初期發(fā)展。

其中2014年的宋畫會議、本次的中國收藏與鑒定史會議，都是由《中國歷代繪畫大系》的編纂而產生的話題，并且都獲得了藝術史界學者與公眾的熱情響應，體現了《中國歷代繪畫大系》對推動當代學術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大系所收資料的陸續(xù)公布，未來將有更多與大系相關的會議。

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繆哲教授表示，將研討會的名稱定為“中國收藏與鑒定史”是源于《中國歷代繪畫大系》編纂過程中的思考。

《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刊登研討會中幾位專家學者發(fā)言報告的內容摘要，以了解他們對于中國收藏與鑒定史這個大主題下所關注的問題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我對日本藏傳李成《喬松平遠》及傳李唐《山水》雙幅之私見

傅申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流傳至日本的傳宋代李成《喬松平遠圖軸》（澄懷堂美術館藏）及傳為宋代李唐《山水》雙幅（高桐院藏），向為西方乃至中國的美術史學者所關注。經本人考證“李郭派”中屬于“寒林平遠圖”風格的幾件作品之后，通過比較《喬松平遠》和《早春圖軸》中相似元素的細部，如小枯枝、點數葉等，再比較郭熙在其他博物館所藏傳世繪畫的輪廓線條、山石造型等，確認傳李成《喬松平遠圖軸》與《早春圖軸》同為郭熙真跡；而高桐院所藏傳李唐（款）《山水》對幅，早期與一張觀音圖被作為整體保存，被日本學者認為是吳道子所繪畫。島田修二郎于1952年發(fā)現在樹葉處有“李唐畫”的款，但畫款下隱約還有被洗去的老款印跡。1972年，藝術史學者班宗華提出，將山水雙幅左右對調拼合，其實原為一個整體。我不這么認為，雖然山石結合無縫，但樹石處卻明顯有異。另外，這幅《山水雙幅》中樹枝處的飛白畫法在12世紀初是非常罕見的，反而在宋末元初的衣褶或山水中有運用，加之與兩幅畫一同流傳的觀音圖被日本學者定年在元代。因此依據繪畫的時代風格及技法、質地、款識，發(fā)現與李唐的基準作品《萬壑松風圖軸》有明顯差異，并推測該畫的創(chuàng)作年代不但晚于李唐，甚至會晚至南宋末甚至元初。

宋代金石收藏與研究起源

孟絜予（Jeffrey Moser） 布朗大學

清代考證學家闡述金石學的歷史時，將歐陽修的《集古錄》及趙明誠的《金石錄》視為其學術源頭，并以清人對于金石學的認知去理解宋人的研究。現代學術界大體上繼承了清人對此學科的界定。若是我們撇去清代金石學的脈絡，將宋代金石著錄視為獨立的文本，重新閱讀歐陽修、趙明誠的著作，將會發(fā)現一些長久以來被忽略的面向。

歐陽修與趙明誠看似收藏了類似的拓本并以相近的格式著錄，但細讀其著錄的內容，便會發(fā)現兩人對于金石拓本的本質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歐陽修對于金石拓本采取一種視覺性的關注模式。他將所收藏的拓本視為物件，關心拓本如何記錄碑石的質地、刻文的磨損以及書法的質量。對他來說，無論是青銅器、石碑、刻帖或拓片，物件本身是歷史傳承的重要載體。而金石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理解物質痕跡如何承載歷史并影響我們對于過去的認知。趙明誠的關注則不同。他將拓本視為文本，只關心拓本所記載的內容。對他來說金石的價值在于提供較可靠的歷史材料，而刻工、拓工、書法的質量則不在其考慮的范圍之內。趙明誠的《金石錄》經常引用歐陽修的《集古錄》，并繼承了《集古錄》的格式。若是我們通過《金石錄》去理解歐陽修，自然容易誤解兩人的金石研究是一致的。

自宋之后趙明誠的《金石錄》被視為將《集古錄》發(fā)揚光大的著作，并成為清代金石學依據的主要淵源。趙明誠只在乎文本而不講究拓本的物質性，認為無論拓本質量、版本如何，都有文本價值。因此人人都可以研究金石，家家都可以收藏拓本。若是依照歐陽修對于物質性及視覺性的重視，則拓片本本皆不同，必須看到、摸到好的版本才有意義。這樣一來進入門檻較高，拓本收藏便很難流行起來。因此可說，趙明誠重文本、輕拓本的視角促成了金石拓本的收藏風氣。但也正因為清代金石學是建構于趙明誠對于歐陽修的理解之上，歐陽修對金石材料物質性的重視被忽略，最終造成了后人對于宋代金石學只注重文本的誤解。

一個肆無忌憚的收藏家與兩個改動的董其昌印章

李慧聞（Celia Carrington Riely）

自古以來，有很多例子顯示，一個收藏家為了抬高他藏品的身價會用各種形式作假，以使它看起來更古舊，更稀有，或更有名。但是在一個藝術史年鑒里絕無僅有的例子中，有一個收藏家恰恰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他故意選擇了一件真跡，并且將它改頭換面以使人們懷疑它的真實性。

根據我對明末趙左的《枕石漱流圖》的研究，有兩方董其昌的鑒藏印引起了我的興趣，并認為是有人故意將兩方董其昌的真印改為了假印，其中一方從“玄賞齋”改為“寶鼎齋”，另一方從“董氏玄宰”改為“董氏思白”，這兩處改動十分巧妙，都用了董其昌有可能使用但事實上從未用過的印章。

為什么會發(fā)生這樣的情況，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販畫者為了將這件真跡倒賣出中國而故意作假，以方便它通過海關的審查。

從《萬歲通天帖》管窺

唐宋皇室女性鑒藏品位與性別文化空間

李慧漱 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qū)

書圣王羲之的片紙只字，自古以來為藏家奉為珍寶，可是王羲之的書學啟蒙老師衛(wèi)夫人，其書風究竟如何無跡可循。更甚者，對于王書之搜訪、寶愛與宣揚不遺余力的唐太宗，傾王朝之力，將王書盡歸內府，更詔令以蘭亭為殉，種下千年不解的“蘭亭論辯”，蔚為膾炙人口的美談韻事。反觀與唐太宗同時的一代女皇武則天，亦致力于王書之收藏，而且更進一步摩拓、復制、保存與流傳；存世書林真品“王氏一門七十人帖”——《唐摩王羲之一門書翰》，因征集、摹拓于武周萬歲通天二年，故又名《萬歲通天帖》，是為有力的見證。于今，原作淹沒不存，王氏一門書跡，幸賴武后懿行得以保存，然而武后的這段鑒藏美行，卻鮮被提及。

這種在文化敘述與歷史書寫上的價值論斷與性別落差，也顯現在源遠流長的中國書畫鑒藏史與論著中。尤其是近年來蔚為風尚的鑒藏史研究學風，從徽宗到乾隆的宮廷收藏活動，以及民間私人的鑒藏大家，都已漸具規(guī)模；可是唯獨女性的鑒藏活動，除了1980年代傅申先生領軍研究的蒙元大長公主之收藏，以及臺北故宮博物院近日推出的“公主的雅集”大展之外，想來乏人問津。

從幸存的史料與有限的寶物顯示，唐宋之際的皇室女性，如武則天、太平公主、安樂公主，以及宋朝的后妃們都已經積極并深入地參與了各種鑒藏活動。我將圍繞存世遼寧省博物館所藏的《萬歲通天帖》實物，以及促成此雙鉤廓填摹本的藝術推手武則天，并其周遭皇室女性，管窺唐朝皇室女性之鑒藏取向與性別文化空間。其中尤其要強調的是唐朝皇室女性在中國藝術與文化傳承中，自有其特殊意義。她們與男性成員之間，亦步亦趨，交融互動之外，甚或扮演著顛覆與超越的關鍵角色。

從陶瓷譜冊看乾隆皇帝的陶瓷收藏與鑒定

余佩瑾 臺北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共收藏四本陶瓷圖冊，它們各有轉述題名，分別為《埏埴流光》、《燔功彰色》、《珍陶萃美》和《精陶蘊古》。今日透過《活計檔》紀事和《陳設檔》登錄的清單，而得以逐一追溯出乾隆皇帝在不同時間降旨繪制和加以組合的經過。

其中繪制于乾隆二十至二十一年之間的《埏埴流光》冊是其中最早完成的范例。其中收錄有十件瓷器，分別為兩件汝窯、兩件南宋官窯、兩件哥窯、兩件定窯、一件宣德紅釉高足碗、一件成化官窯。其繪制形式基本為：圖片、品名、乾隆閑章以及藏品說明。藏品說明又包括器物尺寸、前人品評以及物主的觀感。其中形式與前人品評很多都參照《遵生八箋》中的記載，但亦流露出對于圖冊中的器物的帝王專屬和作為物主的特性。不論是想要怡情還是建構知識體系，這本圖冊僅僅是乾隆想要構建清宮收藏的一個例子。以后還要關注圖冊完成后所放置的空間位置，才能進一步反映出他這樣做的目的。

信息、票號、運輸：晚清收藏的信息元素

白謙慎 浙江大學

異地交易現在可以迅速完成，然而在晚清官員收藏中，私人收藏家如何獲得異地古董的信息？在成交后如何支付貨款？付款后又如何取得所購古董？為官者在外履任時，如何將藏品帶到任官之地？這些問題實際上直接關系到收藏活動的規(guī)模。我將以清末吳大澂為例，從信息、票號和運輸三個方面來研究晚清收藏中的異地交易。

吳大澂于1873-1876年任陜甘學政，其間廣收文物。離開后，他依然和陜西友人和文物商人保持密切關系。在給蘇州文物上徐熙的一封信中顯示就是托他買文物，也體現出當時收藏者之間的競爭激烈，信息的獨有性非常重要。雖然晚清已經有了電報，但是異地信息的獲得依然通過信件傳遞。然而，不同于晚明官員主要通過友人帶信，晚清官員可以通過官方的郵寄系統來傳遞自己的私信，傳遞速度也進一步提升。

另外，當時各地使用銀兩的標準不同，即便在同一地區(qū)，也未必通用統一的銀重和成色標準。這對于商業(yè)貿易的正常運行會帶來極大的不便。銀行和錢莊對于各地城市之間不同的銀價標準必須了如指掌，他們在兩地之間進行業(yè)務上的匯票往來或者現銀交易時，都要為自己留出充分的余地。

最后，運輸問題也是官員異地收藏要面臨的問題。在清代，官員不僅要到異地任職，還經常輪換。吳大澂在他每一個擔任的職位上都沒有超過三年，這些藏品該怎么辦？事實上吳大澂在任官期間，視任期長短、路途的遠近、水路還是陸路，來決定帶多少和什么樣的藝術品。比如在1886年去吉林時，因為走的是陸路，任期較短，吳大澂僅僅帶了些圖書和拓片，而自己收藏的青銅器則放在天津。

可以說，這種網絡使得晚清官員學者能在更大的范圍內以更快的速度進行他們的收藏活動，而和他們收藏活動相關的學術活動，也體現了一種新的規(guī)模。為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的轉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本文由陳詩悅根據大會發(fā)言及摘要整理。感謝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提供演講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