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青年時代留學日本，接觸東西洋繪畫，美術視界得到擴展深化。他在回國之后發(fā)起新興木刻運動，希望以木刻版畫來推動國內的抗日宣傳，因此對各國的版畫藝術都有所涉獵，其中就曾經(jīng)收藏過一批日本浮世繪。他對自己收藏的浮世繪作品有整理的計劃，想將其作為書籍插圖，介紹給中國讀者，可惜這些計劃沒有來得及實現(xiàn)。

幸運的是，新中國成立后，魯迅的藏品幾乎全部被國家的博物館、紀念館保存下來，其中就包括他的浮世繪收藏。北京魯迅博物館保存著魯迅所收藏的第一書房版的《浮世繪版畫名作集》并于近日結集出版。圍繞這些浮世繪，還有許多有趣的故事。

技藝超群的浮世繪修復大師高見澤遠治

在魯迅生前所藏的十余種浮世繪版畫及書籍中，可以說，第一書房版《浮世繪版畫名作集》（第二期）最有價值。這套浮世繪在日本早已絕版，而且，目前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及各大學圖書館，也尚未確認有藏。僅就此而言，其珍貴程度可見一斑。況且，這套浮世繪版畫并非以普通工藝印刷而成，而是根據(jù)“高見澤遠治遺版”手工復制的。

那么，“高見澤遠治遺版”是怎么回事呢？簡單地講，高見澤遠治（1890-1927）是一位浮世繪修復與復制的高手，甚或說是天才，主要活躍于大正時期（1912 -1925），可惜英年早逝。“遺版”則是指其去世后遺留下來的浮世繪復制木版。高見澤遠治是個傳奇人物，但如果沒有其侄女多年走訪調查，撰寫出《一浮世繪師的遺產(chǎn)——高見澤遠治紀略》一書，那么，我們還可能對他所知甚少。

作為表現(xiàn)人們日常生活與情趣的藝術形式，浮世繪始終受到日本普通民眾的喜愛，在浮世繪興盛的江戶時代（1603-1867），其價格也極為低廉，買張浮世繪等同于吃碗蕎麥面。明治維新后，浮世繪得到歐美人士，尤其是印象派畫家青睞后，身價倍增，而且被源源不斷地輸出到海外，僅林忠正等人經(jīng)橫濱港運往法國銷售的浮世繪就多達十五萬六千余幅。可以說，浮世繪是“墻內開花墻外香”的典型例證。受此影響，日本國內也出現(xiàn)了收藏熱。及至明治末期、大正初期，日本市面上的浮世繪古版畫已越來越少，甚至有人驚呼近于告罄。剩余的多為保存狀況極差的次品，有的被老鼠啃咬，有的遭水浸漬，已不能作為商品看待。這種狀況，催生了浮世繪修復業(yè)并維持了其景氣。高見澤遠治正是這一行業(yè)的能工巧匠。他天資聰穎，又肯鉆研，尤其在紙質的選擇以及著色與拼接等方面，極為講究，甚至連粘貼用的糨糊都要親自熬制，一幅幅破爛不堪的古版畫，經(jīng)其修整后，猶如死而復生，有的甚至比原畫還要精彩。他的修復技術堪稱一絕，也得到了浮世繪商的認可，上門求助者絡繹不絕。

涉嫌偽造浮世繪，修復大師聲名掃地

對于酷愛浮世繪鑒藏的遠治來說，修復浮世繪版畫既是其所好，又是賴以謀生的手段，能一舉兩得，再好不過了。不過，由于他生來固執(zhí)任性，金錢意識又淡薄，嗜好飲酒與歌舞伎，常隨興之所至而揮霍無度，結婚僅三四年的時間， 妻子就拋棄他和年幼的兒子與人私奔了。此后，遠治生活的狼狽狀態(tài)便不難推知。

就在此時，他最投入的事業(yè)也遇到了打擊。一天遠治外出時，兩名警察突然來家搜查，理由是他涉嫌偽造浮世繪版畫。后來，遠治也被司法當局傳喚。這次事件起因于浮世繪收藏大家萊特的控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是美國20世紀著名的建筑家，1905年起多次出入日本，尤以東京帝國飯店的建筑設計著稱，他同時還是地道的浮世繪愛好者，曾收集過數(shù)量驚人的浮世繪版畫，現(xiàn)波士頓美術館等館藏浮世繪多與他有關。萊特發(fā)現(xiàn)他所購浮世繪中的偽作，來自他一向信賴的浮世繪商林某，于是將林某帶到飯店的房間里，反鎖房門，用手槍威逼其說出事實真相。結果，林某供出的相關人員中，也有遠治的名字。原來奸商林某出于牟利目的，通過遠治的親朋好友或以直接的方式，頻繁地將有問題的版畫送到遠治那里，請求修復或改裝，然后將這些畫事先存放在地方寺院或故家中，再帶萊特前去，以貌似新發(fā)現(xiàn)古畫的方式，引誘萊特購買。萊特得知真相后，一怒之下，將遠治等相關人員也 一并控告。

后來，雖查明遠治與此事件并無直接關系，只是被浮世繪商人惡意利用而已，但偽造的惡名卻從此時時伴隨著他。而事實上，當時流入市場的一些浮世繪改造之作，確實與遠治不無關系。由于當時普通浮世繪價格一路飆升，而大膽露骨的所謂“春畫”（類似于春宮畫）卻不太受歡迎，在市場上多被“敬而遠之” 。春畫的價格也很便宜，基本上只是普通浮世繪的十分之一。遠治憑借高超而熟練的技術，結合其對每位浮世繪師繪畫特點的感悟，不時將這類春畫進行改造，或消去露骨部分，或給裸女重新著裝，或將艷情場面中的男性移離，最后，近乎猥褻的春畫竟變成了艷麗動人的美人畫。圍繞遠治的浮世繪修復改造問題，當時的浮世繪協(xié)會中出現(xiàn)了今后不予承認或加以抵制的強硬論調，當然也有為他辯護的。但無論怎么辯護，這種將春畫改造成普通美人畫的行為，終究也擺脫不了偽造之嫌。

轉入版畫復制工作，成就可以亂真

由于萊特事件及春畫改造等問題造成的不良影響，遠治深陷令人質疑的境地。1918年，在其弟上村益郎（上村家養(yǎng)子）及吉田幸三郎的建議下，他毅然關門停業(yè)，不再搞修復，轉而從事浮世繪版畫的復制工作。

經(jīng)過多年修復工作的磨煉，遠治積累了豐富的版畫鑒賞和再現(xiàn)知識，加上他曾學過油畫，畫得一手好水彩，對圖案、色彩、顏料、畫具等十分敏感，為他復制浮世繪提供了有利條件。他比照自身收集的浮世繪原畫，在著色拓印上刻苦鉆研，反復操練，精益求精，終于找到了可神奇再現(xiàn)古版畫的拓印方法。他復制的浮世繪版畫極為逼真，有的甚至比原畫還精美。其復制技術得到了日本美術院一些畫家的首肯，如小林古徑、前田青邨、安田靫彥等，他們主動與遠治來往，有時還出入其作坊觀摩學習。

雖說是復制，但除畫師手繪部分之外，制作工序與江戶時期基本相同。即由雕版師依據(jù)原畫雕刻木板，再由拓印師根據(jù)雕版層層刷印。遠治家有常駐雕版師，也有拓印工。遠治除親自進行拓印之外，還負責全盤監(jiān)督和指導工作。當時的復制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再現(xiàn)原畫剛拓印后的色彩，另一種則是按照已不同程度褪色的原畫的現(xiàn)實狀況，如實地再現(xiàn)。

江戶時期的浮世繪版畫，其顏料多為廉價的植物或礦物性材料，時間久了，容易褪色或發(fā)生變化，而從審美角度來講，自然褪色的版畫卻另有魅力。高見澤遠治的復制屬于后者，這也是由其審美意識決 定的。當然，這種復制技術難度也大。比如，僅就褪色而言，畫面中心部位與邊緣部位的程度就不相同，但遠治能很好地把握這種褪色狀態(tài)和色澤層次，通過重復印刷，恰到好處地呈現(xiàn)出自然立體的效果。因此，對浮世繪愛好者來說，通過遠治的復制品，可享受與欣賞原畫時相同的藝術美感。有的美術商甚至認為，經(jīng)過一定年代后，遠治的復制品價值幾乎可與原畫匹敵。

高見澤遠治去世后，世間對其生前的復制品更為關注，評價也越來越高。但由于當時是會員制發(fā)行，能欣賞到的人極為有限，而市場上又稀見，甚至于一畫難求。有鑒于此，第一書房捷足先登，征得其遺族同意，得以用高見澤遠治遺版復制刊行。

通過內山書店，魯迅購得名作集

第一書房的復制作品取名為《浮世繪版畫名作集》，精選了30 家浮世繪師的作品各一幅，另加兩幅無名氏之作。可以看出，第一期重視的是收錄范圍，即面廣。與第一期相比，第二期更注重審美價值，故優(yōu)秀作品尤多，如演劇人物畫巨匠東洲齋寫樂（7 幅）的大幅錦繪及云母拓作品，美人畫大師鳥居清倍（6 幅）的艷麗漆繪及丹繪，鳥居清長（2幅）的大幅錦繪，石川豐信的大長幅漆繪等作品，都堪稱難得之佳作。

這些作品原畫當時已昂貴得驚人，絕非普通人財力所能及。按當時（1930 年左右）日本的市價，第二期復制用的30 幅原畫總價高達57000 日元。尤其是稀見的寫樂畫作，一幅作品的價格不低于2000日元，大幅錦繪《梅川忠兵衛(wèi)》的市價則高達7500 日元。石川豐信的漆繪《常磐津音色》的市價也是4000 日元。日本當時剛工作的小學教員月工資才四五十日元，即使工資較高的國家公務員也只有75日元。因此，可以說不管你再怎么喜歡浮世繪，也難以購買原畫來欣賞。第一書房正是為了滿足愛好者的需求，才精心復制刊行的。

不過，這30 幅復制品也價格不菲，征訂時規(guī)定一次支付為100 日元，分期支付則為每期7元，還要另加郵寄費。

也許是沒趕上第一期征訂，魯迅所藏為第二期的30 幅作品，分別于1930年11月至翌年11月得自內山書店。每輯價格14日元至17日元不等，總價在二百二三十日元。作為一名海外讀者，魯迅能及時購買到這種復制品，實屬不易，也可以說是一種福分。鑒于目前日本主要圖書館缺乏收藏，所以對廣大讀者來講，能看到魯迅的這一收藏，也是一種福分。

魯迅購藏浮世繪版畫及書籍，一是出于個人愛好，二是為推廣介紹，尤其是為其一向極力倡導和扶持的新興版畫運動提供有益的參考。

他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書簡中曾披露：“關于日本的浮世繪師，我年輕時喜歡北齋，現(xiàn)在則是廣重，其次是歌麿的人物，寫樂曾備受德國人的贊賞，我讀了二三本書，想了解他，但始終莫名其妙。然而依我看，恐怕還是北齋適合中國一般人眼光。我早想多加些插圖予以介紹，但首先按讀書界目前的狀況，就辦不到。貴友所藏浮世繪請勿寄下。我也有數(shù)十張復制品，愈上年紀人愈忙，現(xiàn)在連拿出來看看的機會也幾乎沒有。況且中國還沒有欣賞浮世繪的人，因此我正不知將來該把自己的東西交給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