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為“西行漫記”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全書便翻譯完成。

斯諾曾對胡愈之講過書名《紅星照耀中國》（《RedstaroverChina》）的來歷。當初定書名時，斯諾曾擬過五六個，幾位朋友一致選中《紅星在中國》（《RedstarinChina》）。后來，斯諾在美國的出版經(jīng)紀人海瑞塔·赫茨在給斯諾回信中，敘述她是如何賞識這部書稿時，卻將書名寫作《紅星照耀中國》（《RedstaroverChina》）。不料斯諾看到這個陰錯陽差的書名后，竟拍案叫絕，立即決定用它做正式的書名。

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斯諾這部書的書名實在“扎眼”———“紅星照耀中國”。為了能夠較為順利地發(fā)行，胡愈之決定用一個普通一點，可又能夠反映出書中內容的題目。于是，《西行漫記》便出現(xiàn)了。

為什么用這樣一個名字，后來胡愈之做了解說：“斯諾的原書名直譯過來是《中國天空上的紅星》，在當時的情況下當然不能照譯。我們就改用一個隱諱些的書名。為什么要叫《西行漫記》？因為在工農紅軍長征以后，關于我們黨在西北情況的比較真實客觀的報道，只有一本書：范長江同志寫的《中國的西北角》。范長江同志當時是《大公報》記者，他跟隨國民黨部隊去了西北，寫了一系列關于紅軍的報道，后來集印為這本書，限于當時條件，不能寫得很明顯，但是已經(jīng)很受歡迎了。從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們黨所在地的代稱。《西行漫記》這書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聯(lián)想到我們黨。”

就在該書英、美版印出不過數(shù)月，中文譯本也于1938年2月出版發(fā)行。因為資金等問題，第一次的印數(shù)只有1000本。雖然從書名看，人們還不大容易猜到書的內容，等一發(fā)行開來，讀者知道其中是寫紅軍、寫共產黨、寫陜北根據(jù)地的情形，買書的人便踴躍起來。同年4月《西行漫記》再版，10月出三版，11月出第四版。紅軍戰(zhàn)士和領袖共同英勇奮斗，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內容，給了正遭受外敵侵略的國人以勝利的鼓舞和信念。

《西行漫記》正式發(fā)行之前，還出了這樣一點插曲。樣書印出后，胡愈之十分高興。他趕緊拿上幾冊給作者斯諾送去。見到自己的作品這么快并順利地出版，斯諾非常高興。可第二天一早，斯諾找到胡愈之，說夫人韋爾斯昨晚和他吵了半夜。原來，胡愈之在“譯者附記”中，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在感謝作者斯諾和夫人這段文字里，將韋爾斯稱作“愛人”。在西方，愛人即情人，非夫人也。韋爾斯女士看了大發(fā)脾氣，斯諾解釋說這是中國人的習慣稱謂也沒有用，只得一大早來告知胡愈之。幸好此時只印了一批樣書，胡愈之趕緊將“譯者附記”部分紙型進行挖改，一場意外風波才算平息下去。

胡愈之在“譯者附記”中這樣說：“這是復社出版的第一本書，也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自己編印，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書。這種由讀者自己組織出版的事業(yè)，是一種冒險的實驗。這種冒險的實驗，要是能夠成功，固然倚靠一切文化人的贊助，同時也是倚靠這第一本書的內容，能夠受廣大讀者的歡迎。但是我們相信這冒險是一定成功的，也正像本書作者的‘冒險’成功一樣。”

《西行漫記》的影響力

《西行漫記》出版后，復社的印數(shù)量雖然不是很大，可不到幾個月時間，就轟動了國內甚至國外華僑所在地。后來胡愈之為抗日戰(zhàn)爭籌集資金到海外活動，在那里見到了無數(shù)《西行漫記》的重印本和翻印本。作者斯諾本人也見到了自己作品在海內外的巨大反響。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在中國和菲律賓等地，經(jīng)常看到未經(jīng)申請版權而私印的《西行漫記》中文本子。成千上萬的中華熱血青年，競相閱讀《西行漫記》。海外僑胞后來積極為抗戰(zhàn)捐助，與這部作品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

正因為此，《西行漫記》成了一部“禁書”。

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如果發(fā)現(xiàn)有人閱讀這部書，那是有被認作是共產黨或同情分子被抓起來的危險的。然而，許多有志青年，卻正是因為讀了《西行漫記》，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不惜冒著危險，跋涉千山萬水去陜北，為中國革命的成功，輸送了大量人才。已故的著名漫畫家華君武，曾在后來的回憶中這樣談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

我的好友黃嘉音某天遞給我一本中文版的《西行漫記》，讀著讀著，我被它吸引住了。從感性上我了解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和老百姓的關系，原來中國還有這樣一塊地方———陜北。那是和我所厭惡的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和丑惡的十里洋場完全不同的一塊凈土，那邊空氣新鮮，人和人的關系是平等的，呼吸是自由的，共產黨和紅軍是一貫主張愛國抗日的。《西行漫記》用大量的事實，給我澄清了國民黨對共產黨長期的造謠污蔑、反共宣傳。1938年上海淪陷，我更加處于一種不甘心當亡國奴又不愿跟著國民黨走的狀況中，斯諾的《西行漫記》真可以說是黑暗中的火把。我瞞著家庭、親戚、朋友和同事，由黃嘉音和一位女友送我上了輪船，秘密地離開了上海。我從未出過遠門，這時我單身一人經(jīng)過三個月的長途跋涉，途經(jīng)香港、廣州、長沙、漢口、重慶、成都、寶雞、西安，最后到達了陜北，當時已是隆冬季節(jié)。這都是《西行漫記》給了我力量。

后來新譯了《西行漫記》的翻譯家董樂山，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起該書的影響：“然而，它（《西行漫記》）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流傳越來越廣，如當時中國夜空上的一顆明亮的星星，指引著成千上萬的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多少熱血青年，就是讀了這本書以后，開始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有了認識，有的因此千里迢迢，排除種種艱難，奔赴當時的抗日圣地延安。有的就在當時當?shù)兀徽撌巧钕輸澈蟮纳虾＃蛘甙咨植赖乃^大后方，參加了革命的地下工作。我本人就是這個行列中的一員。”

不僅國內，《西行漫記》還在國際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據(jù)有關資料記載，加拿大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白求恩大夫，以及印度援華醫(yī)療隊的柯棣華大夫等，都曾閱讀過《西行漫記》，并從中受到鼓舞。據(jù)斯諾回憶，他在二戰(zhàn)期間，見到過蘇聯(lián)及其他國度一些愛國青年，他們也讀過《西行漫記》。從書中他們不僅了解到中國革命，也從中學到了一些革命的經(jīng)驗和理想。

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在為斯諾另一部《紅色中國雜記》寫序言時這樣說過：“1938年他寫的《西行漫記》一書出版的本身，就是當代中國史上的一件大事。這部書引人入勝……此書對那些處于劣勢、俠盜式地活動在窮鄉(xiāng)僻壤之中，神秘而又可愛的人們，進行了細致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寫。”

美國歷史學家拉鐵摩爾在為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寫作序言時，曾描述：“在人們政治上陷入思想苦悶的情況下，斯諾的《西行漫記》就像焰火一樣，騰空而起，劃破了蒼茫的暮色。書中介紹了人們聞所未聞的、或者只是隱隱約約有點兒感覺的情況。那本書里沒有什么宣傳，只有對實際情況的報道。原來還有另外一個中國啊！斯諾給我們轉述了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這些談話不是背誦教條的留聲機唱片，而是適合中國國情、可以據(jù)以組織抗日的精辟主張。不僅如此，《西行漫記》是一部巨著，它的長遠的重要意義，絕不僅是由于書中記錄了一些領導人的講話……”

為新版作序

這部為中國革命勝利做出幫助、胡愈之為之付出艱辛努力的《西行漫記》，卻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長期未能與新中國讀者見面。

1960年，對中國抱有深深好感的作者斯諾，再一次踏上中國大地。大約為配合這位友好人士訪華，《西行漫記》才由三聯(lián)書店依據(jù)“復社”舊版印行一次。但這一版本的書是在標明內部讀物、限“內部發(fā)行”之后出版的，印數(shù)也十分有限。

《西行漫記》的命運轉變，發(fā)生在1979年。

在“文革”結束、中美建交等幾重因素的影響下，一部新譯本《西行漫記》風行問世。

這部《西行漫記》新譯本，是由早年曾從該書獲得滋養(yǎng)的資深翻譯家董樂山翻譯的。鑒于胡愈之當初在出版該書方面的極大貢獻，三聯(lián)書店特別請他為新譯本寫序。

在這篇“中文重譯本序”里，胡愈之對斯諾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對《西行漫記》這部作品，作了深情的回憶：“假如說，《西行漫記》以及斯諾其他關于中國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誼的催化劑，那么就中美兩國關系來說，他是第一個報春的燕子。”“在彌留之際，他（斯諾）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對中國派去的以馬海德醫(yī)生為首的醫(yī)療小組，說出了一句話：‘我熱愛中國。’”

胡愈之認為：“唯有43年前寫作的《紅星照耀中國》始終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直到作者去世之后，它仍然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的通俗讀物。它在全世界有億萬的讀者，這是并不奇怪的。”“由于斯諾的驚人的洞察力和銳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認識了問題的本質，而這是西方的所謂‘中國通’所不能辦到的。”

在《西行漫記》的結尾處，斯諾曾引述了列寧的一段語錄：“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yōu)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得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yōu)秀的先鋒隊也只能表現(xiàn)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xiàn)出來的時候，由于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斗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來實現(xiàn)的。”

胡愈之也將此段名言引用下來，并且深有感觸地說：“這也就是說，千百萬人民群眾———不是少數(shù)領袖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以說，這是《西行漫記》這一本書的總結。”

這部新譯本，收錄珍貴照片69幅，初版一口氣就印了30萬冊，很快售罄，接連加印，兩年左右的時間發(fā)行數(shù)有165萬冊之巨，風靡一時。

就在今天，許多人對一些革命領袖的生平知識，還來自于此；對于革命的實際狀態(tài)的了解，也來自于此。可以說，這部書對于新時代的人們，也起到了對革命知識的啟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