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學者高濂在《遵生八箋》中對明代畫家予以品評，其中寫道：“若鄭顛仙（鄭文林）、張復陽、鐘欽禮、蔣三松（蔣嵩）、張平山（張路）、汪海云（汪肇），皆畫家邪學，徒逞狂態(tài)者也，俱無足取。”

高濂對諸人的評價得到了其他論者的認同。明代著名收藏家、鑒賞家項元汴的《蕉窗九錄》中有同樣的記載。作為當時極具盛名的書畫收藏鑒賞家，項元汴的點評無疑 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明代另一學者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也對上述諸人作品嗤之以鼻，譏諷諸人的畫作“辱吾之幾榻也”。

那么，在明人眼中，何以稱作“邪學”呢？高濂的品評已經(jīng)給出答案——“徒逞狂態(tài)”。在鑒賞家看來，諸人畫作一味追求恣肆、狂放，而流于草率。《無聲詩史》為張路作傳，認為其作畫多“草草而就”；《明畫錄》稱鐘欽禮“縱筆粗豪，多乏氣韻”；稱蔣嵩“行筆粗莽，多逾矩度”。

右圖為鄭文林《柳蔭人物圖》，該圖以潑墨側鋒，拖泥帶水，盡情揮寫亂石老柳；以細碎之筆，密點柳葉，疾寫雜草。畫中人物偏頭斜目，舉止怪誕，神情詼諧，顛狂之氣，躍然畫外。

人物形象扭曲歪邪，山水草木行筆粗莽，鄭文林的畫作“狂態(tài)”畢現(xiàn)，被斥為“邪學”也就不足為奇了。

事實上，雖然歷史上并無邪學一派，但張路、鄭文林等人被視為“畫家邪學”，卻意味著一個實實在在的畫派的衰落。究竟此派為何？且看下回分解。（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