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和實現一個民族、一個政治集團的精神升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精神大廈的建設注定是一項代際工程、百年工程，決不能急功近利。

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之際，人們不禁開始思考：我們黨靠什么走到今天，又需要在哪些問題上實現根本突破，方可保證帶領人民群眾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中，最關鍵的是建設好信仰大廈。

信仰決定著民族或政治集團的興衰

人主要存在三種精神狀態(tài)：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追求功利而缺少精神追求者。政治信仰者是社會的骨干，宗教信仰者是社會的穩(wěn)定力量，第三種人甚至可能蛻變?yōu)橥雒健?/p>

有信仰就有敬畏和約束，所以信仰讓我們的生活初看起來并不那么輕松，但要生活得有意義，必須有信仰，因為活著屬于自然形態(tài)——它本身無所謂意義，是信仰表明和標示意義在哪里。信仰解決的是終極性命題，只能在運動過程中感知，而且信仰是看不見的。

再看信仰對一個民族、一個政治集團的極端重要性。最具說服力的例子莫過于猶太民族，這個苦難的民族在基督教產生之前，長期受埃及人、巴比倫人、羅馬人的驅趕和屠殺，在人口僅剩300萬時就被羅馬人屠殺了100多萬?；浇坍a生后，猶太人一直被迫害，基督教對猶太人提出一個要求，即“改變信仰可以免死”，結果很多人寧可被燒死也不改變信仰。迫害過猶太人的國家和民族很多，“二戰(zhàn)”時期，猶太人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高達600多萬，僅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中就屠殺了100多萬猶太人。

然而，如此觸目驚心的眾多苦難并沒有摧垮猶太民族，反而造就了一大歷史奇觀——千年大流散，形散神聚，同時創(chuàng)造了讓世界稱羨的奇跡。全世界的猶太人不過1600萬，但諾貝爾獎獲得者中1/4是猶太人。他們最重要的支撐就是信仰，因為舊約《圣經》把猶太民族視為上帝的選民，由此產生神圣感和擔當精神，進而形成強大的創(chuàng)造力。

信仰對于民族強盛很重要，對政治集團更為重要，特別是對排除了宗教信仰的共產黨。為了新中國的成立，我們黨付出了193萬有名有姓的烈士的生命，無名烈士更是不在少數。當然，要黨再創(chuàng)輝煌，我們黨要走的路還很長。

當前出現信仰缺失的深層原因

當下，我們確實遭遇了信仰缺失乃至信仰危機，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支撐信仰的神圣感流失。信仰必須神圣，有神圣才有信仰。我們黨在革命時期帶領軍隊為人民利益而奮斗，付出了大量的犧牲，執(zhí)政后沒有了那么多的犧牲，所以神圣感的形成還在尋找新的更多來源。

第二，支持信仰的利益關系發(fā)生了變化。革命時期，我們黨和它的成員幾乎沒有個體利益，那些犧牲的革命者基本上沒有什么“私財”。之所以如此，除了信仰、信念和黨的性質、宗旨，與戰(zhàn)爭環(huán)境也有關，它讓人難以保留私財。黨取得執(zhí)政權力后，仍然沒有獨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黨的成員有利益，有利益就會產生社會矛盾乃至沖突，需要制度規(guī)范和約束，然而，很長時間里我們在這個問題的解決上做得還不夠，導致一些權力尋租的情形出現。這必定沖擊信仰。

第三，理論滯后導致信仰基礎弱化。信仰高度依賴理論闡釋，沒有理論就沒有信仰?；浇淘浽庥鰜啴敗⑾耐尥党灾腔酃鶐淼你Ｕ摵臀C——“偷吃”說明上帝不像基督教所宣稱的那樣全知全善全能。如何化解這一危機？神學大師奧古斯丁給出了解釋：“上帝把選擇的權力交給了人類，但人類濫用了這種權力?！痹趺崔k？重回伊甸園！這一解釋既解除了困惑，又讓人們重新信仰上帝。

西方著名大學里都有神學院，那里有一批頂尖哲學家和神學家，在科學發(fā)展過程中解釋各種精神現象。比如講真善美，科學解決“真”的問題，宗教解決“善”，藝術解決“美”。有了這種理論上的有效切割，科學也就不用去解釋宗教，宗教也就不解釋科學了，各找各的精神歸宿。

聯(lián)合國對300年來影響最大的300名科學家進行調查，其中除了38名查不清，其他262名中有242名存在宗教信仰。宗教和科學之所以并行不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理論的強大闡釋能力。當理論能夠為人類找到終極目標的實現路徑時，路途再遙遠，也不可怕。共產主義信仰也正是因為開拓了通達道路，而擁有大量信仰者。今天，“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已經實現之后，共產主義的繼續(xù)推進，需要更扎實更深入的理論闡釋及時跟上。這應當也是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會議上突出強調理論創(chuàng)新和理論突破的原因之一。

信仰實現路徑的重大突破

我們只有努力爭取理論突破，才能重新堅定自己的政治信仰。

第一，對共產主義作出時代化詮釋

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指出，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這給我們提供了重建精神大廈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人類文明史或精神史中，始終關注兩條主線：一個是彼岸的終極，即安撫靈魂的宗教信仰；另一個是解決現實需要的此岸終極，即美好的社會制度或社會形態(tài)設計。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提出《理想國》，中國的孔子提出“大同社會”，二者都是對世俗世界或現實社會的美好設想。及至文藝復興，歐洲的人文主義者在黑死病與饑餓面前覺醒，認識到只為靈魂尋找出路是不夠的，必須解決現實世界的人的基本需要，于是有了啟蒙思想家們從不同角度設計的現實世界，其中包括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再后來，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的共產主義。

近現代中國，既有康有為的《大同書》，也有孫中山重提“大同社會”，更有中國共產黨打出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旗幟，這些都是在追求一個美好的現世圖景或終極目標。

第二，精神大廈建設的新思路

“此岸”問題解決了，“彼岸”問題如何解決仍然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必答題，因為人類始終要面對非人力所能改變的災難，始終要面對無法全部掌握的未知世界，“兩個始終”決定了要有一種安撫靈魂的東西。我們唯一的選擇是將民族文化基因與共產黨的政治目標相結合，將其中的高尚精神元素抽象化。在各種力量都無法拯救中國、各種道路都走不通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由此實現突破，這說明我們黨有其獨特的精神元素存在，二者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大同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的結合。

因艱難性、曲折性和必要的犧牲而成就高尚性或神圣性，這就是人性中升華出來的神性。既然耶穌是因為拯救眾生的靈魂世界而被神圣化，那么拯救現實社會中的人或集團，必定內含神圣性，因而成為精神歸宿。這是一個縱向上包含民族發(fā)展史、橫向上包括過程中生成的所有精神元素，因而包容度很高。一是“非革命和斗爭”無以獲得精神力量，而世界又在向“命運共同體”的方向前進的困境得以化解；二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邏輯難免波及中國歷史文明，導致坐擁“唯一延續(xù)古文明”而難以讓精神世界厚重的困境得以化解；三是糾結于歷史的對錯，導致難以擺脫歷史羈絆且步履沉重的困境得以化解，由此輕裝上陣，推動中華民族以更矯健的步伐走向世界文明的頂峰；四是從此文明史或開拓史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史，而不再糾纏于哪個階段的追求是革命，哪個階段的精神史是非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我們進入積淀，而不是沖突；五是“左”“右”之爭的社會撕裂從此化解，真正做到“不以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改革開放后30年，也不以改革開放后30年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

第三，遵循精神大廈建設的一般規(guī)律

推動和實現一個民族、一個政治集團的精神升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精神大廈的建設注定是一項代際工程、百年工程，決不能急功近利。正緣于此，我們要有習近平同志所強調的“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諸多努力中，要特別強調把信仰品質注入生活方式，努力使信仰生活方式化。我們講西方是“小政府大社會”，社會有效運行很大程度上是靠非政府組織，而這個非政府組織中最重要的是教會，人們在那里找到依靠和友愛。在這種情形下，生活方式中的宗教就開始影響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思想方法、價值判斷和行為方式。這一點，在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有深刻分析。那么，我們以尋找和實現共產主義過程中所產生的高尚思想作為信仰，也是可以進入生活方式的。

最后，強調堅定信心很重要。以色列1948年建國，與我們新中國成立的時間相近，他們通過不懈努力恢復了希伯來語，這說明執(zhí)著和堅守就會創(chuàng)造奇跡。對于我們建立精神大廈的政黨和民族來講，只要選擇正確，理論有突破，重構精神大廈的偉大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與我們黨都已到了呼喚重建精神大廈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