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指示：一定要保衛(wèi)故宮

“故宮問題，一般來說，在中國大陸是以北京故宮為中心，而在臺灣傾向于以臺北故宮為中心。我作為日本人，對于大陸和臺灣，都能保持同樣的距離，這樣，能站在平衡的立場上來寫作。”野島剛說。

野島剛指出，造成兩個故宮主要源于三個變化：第一是清朝滅亡，第二中日戰(zhàn)爭，第三國共內戰(zhàn)。

在追訪故宮文物遷徙之路的過程中，野島剛收集到許多令人唏噓的故事。

1933年，故宮遷離北京時，國民政府發(fā)表聲明：故宮文物是數(shù)千年來的文化結晶，毀一件就少一件。國亡還有復國之日，文化一亡，將永無補救。

1948年底，國民黨敗局已定，故宮文物被分批運往臺灣，負責此事的是時任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第二年，當杭立武即將坐上國民黨政府的最后一班赴臺航班時，張大千抱著近百幅敦煌臨摹壁畫趕到機場，要求與這批畫同機撤離。杭立武丟下自己的行李和黃金，將這些壁畫緊急裝上飛機。

在大陸，“文革”之中，狂熱的紅衛(wèi)兵以“破四舊”為名，叫囂要“燒掉故宮”，周恩來得知后立即指示：“一定要保衛(wèi)故宮。”于是故宮暫停對外開放，文物收藏被鎖進倉庫里，避免了在十年浩劫中毀于一旦的危險。

兩岸故宮哪個更好

北京故宮和臺北故宮，究竟哪個比較好？這是文物專家及愛好者爭論不休的問題。

野島剛在書中寫到，兩岸故宮基本收藏品形態(tài)類似，原本就是一個故宮，所以具有“互補性”。

臺北故宮的強項在于，比較完整地收集了宋代書畫及陶瓷器皿部分。而北京故宮，明清文物在質量上取勝。瓷器文化雖在宋代達到巔峰，但是明代的彩瓷、清代的琺瑯也是相當出名。此外，1949年以后出土的文物，臺北故宮付之闕如。

就博物館的建筑而言，北京故宮的展示場所是明、清皇帝的居所紫禁城，建筑物本身就被列入世界遺產；臺北故宮建筑在這點上與北京故宮無法相提并論。

但也有人說，“臺北有文物無故宮，北京有故宮無文物”。野島剛認為，這個說法有些言過其實。隨著失散海外的文物不斷回歸，加上考古新發(fā)現(xiàn)，北京故宮的收藏在不斷強化。

但他同時提到，北京故宮太大了，不像是博物館。“我希望有一天，北京故宮的建筑和文物能分開。”

野島剛說，臺北故宮雖在臺灣，但有趣的是，那里很難看到臺灣地方文化的任何片段。

北京故宮前院長提出設立“故宮學”

在野島剛看來，故宮不只是歷史象征，更含有政治意味。他曾采訪北京故宮博物院前院長鄭欣淼，鄭欣淼提出，“把故宮囿于美術領域是非常可惜的”，應該設立一個“故宮學”的專門學科，因為故宮涵蓋了歷史、建筑以及民族精神等課題。

“在臺灣，故宮的政治地位很高，蔣介石時代的故宮院長是他的幕僚，現(xiàn)在的院長是臺灣的部長級，而北京故宮是文化部下面的一個單位。”野島剛說，但不管在哪里，故宮都有政治地位，是政治外交領域重要的中心詞。

野島剛發(fā)現(xiàn)，公開資料中很難找到蔣介石對故宮的看法，唯有一次，在建設臺北故宮時，蔣介石對通過競爭選出來的年輕建筑師的設計方案不滿意，稱“沒有中華特色”，拒絕了他們的方案。

野島剛認為，兩個故宮是兩岸關系的風向標，“在我從2007年開始的采訪過程里，兩岸關系也在不斷變化，交流越來越密集”。

2009年2月，兩岸故宮院長在相隔60年后首度在北京故宮會面，野島剛是唯一隨團采訪的外國媒體。他回憶說：“當時，臺北故宮的周功鑫院長與北京故宮的鄭欣淼院長一起，并肩走在紫禁城的午門，那一瞬間令我非常感動。”（鄭汝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