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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翻譯” 至少應不帶私心
12月28日上午,浙江文藝出版社社長鄭重在其微博上表示:“鑒于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馮唐譯本《飛鳥集》出版后引起了國內文學界和譯界的極大爭議,我們決定:從即日起在全國各大書店及網絡平臺下架召回該書……”對此,馮唐只回應了一句:“歷史和文學史會對此做一個判斷。時間說話,作品說話?!睋?,今年馮唐譯本《飛鳥集》一出,就一石激起千層浪。(12月28日澎湃新聞)
怎樣才算好的翻譯?對此,從沒有一套絕對的標準!雖然有“信達雅”的大原則指引,但更多的時候,“翻譯”的過程和結果,還是充滿著主觀性與隨機色彩。是直譯還是意譯,是忠于原作還是創(chuàng)造性轉化?不同的譯者,想必會有不同的選擇。就此而言,馮唐似乎當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個性化地翻譯泰戈爾的《飛鳥集》。可是,這份劍走偏鋒的另類特質,同樣意味著必然的風險。
現實來看,馮唐的譯本所以飽受非議,一則在于“詞不達意”,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泰翁的詩作本意;再者,則因為“行文粗鄙”,大量使用粗口、臟話等等……馮氏的翻譯作品,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起,其一貫的“下三路寫作”或曰“身體寫作”的行文路數。而且,當這種個人化的特殊寫作偏好,強加于泰戈爾與《飛鳥集》身上,不少中立的讀者,也勢必會感到莫名反感。
要知道,每一位偉大的詩人都是一種文學信仰,都是代表了一種穩(wěn)定的價值印象。說到底,馮唐翻譯的《飛鳥集》,還是太過馮唐,而太不像泰戈爾了!在原作和譯本之間,存在著突兀的對比、強烈的落差,這無異于是對泰翁擁躉的冒犯。如果說泰戈爾的詩,象征著一份典雅、清新以及完好的教養(yǎng);那么馮唐的作品,則宣泄著一股傲慢、乖張與活脫的輕佻。于此,自然很難說孰高孰低,但至少彼此應保持距離、相互區(qū)別才是。
倘若非要給詩歌翻譯歸納一條原則底線,那么也就應該是“譯者無私心”吧。翻譯者,只有克制住抖機靈、炫才情的沖動,才能保持起碼的尊重,才能不至于太過離譜。在這個前提上,才能再談 “譯者風格”的建構。事實上,所謂“翻譯中的個人色彩”,絕不體現為對原作推倒重來,也絕不體現為刻意的詞句經營,而應表現為在語言轉換、文本重構時,個體勞動自然而然所留下的獨特印記。
如今很多時候,“翻譯”也被許多作家視作,純粹個人化創(chuàng)作的一部分,這顯然是不足取的。然而,在粉絲經濟的大潮下,這種喧賓奪主、野心勃勃的翻譯作品,卻也同樣擁有極大的市場。當不少讀者,相信愛一個作家就要愛他的全部,相信一個對的作家必然永遠是對的,那么他們就很可能會失去起碼的審美能力,而無法來公允地評判所謂的“譯作”到底是好是壞。或許可以說,恰是在此背景下,那些可疑的翻譯作品,才得以出現、蔓延。(然 玉)
編輯:劉文俊
關鍵詞:馮唐譯本《飛鳥集》 引起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