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蕭軍發(fā)表了長篇小說《八月的鄉(xiāng)村》，“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xiàn)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魯迅語）。有學者說，《八月的鄉(xiāng)村》是第一部描述東北抗日義勇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奮戰(zhàn)、不屈不撓，開“義勇軍文化”先河的力作；蕭軍是撰寫世界反法西斯小說的第一人。

在《八月的鄉(xiāng)村》中，“人民革命軍”是舉著紅旗、唱著《國際歌》的隊伍，他們中有舊軍人，有小手工業(yè)者，有知識分子，有覺醒了的農民，甚至也有外僑和掛過“綹子”的人。這是一支不甘被奴役、同仇敵愾的，有血性的革命隊伍。

自問世以來，小說已整整走過八十載，今年適逢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七十周年，重讀這被譽為“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文學上的一面旗幟”的作品，意義深遠。

1983年5月，蕭軍在北京后海海北樓陽臺上 CFP

銘記

11年前，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一套十七卷本的《20世紀全球文學經典珍藏》。中國部分九卷，其中《中國長篇小說經典》選有蕭軍《八月的鄉(xiāng)村》，排在茅盾、巴金之后列第六位。

一個傷者，在呻吟得沒有希望的時候，他竟唱起歌來。這歌儼然是一條燃燒的火柴，拋在了有毛絨的氈上，一塊石頭投到安寧的水里……傳染了所有的傷者。即是睡在地上沒有著傷的隊員們，也被這歌聲纏裹住。起始還是迷蒙、模糊的，在半睡里接受著感動，接著他們竟是跳起來踏著拍子合唱起來：

…………

弟兄們死了，被人割了頭；

被敵人穿透了胸！

活著的弟兄，要紀念他們，他們作了斗爭的犧牲！

世界上，惟有為解脫奴隸的運命，才是偉大的斗爭；

惟有，作了自己弟兄們的先鋒，才是鐵的英雄！

才是偉大的犧牲！

弟兄們忍耐著艱苦！

弟兄們忍耐著創(chuàng)痛，

不忍耐沒有成功；

不流血怎能解脫奴隸的運命，

在地獄的人們，不會有天降的光明！

只有不斷的忍耐，不斷的斗爭……

饑寒交迫的弟兄們……

…………

鐵鷹隊長臉上輕輕地掛了兩條感動的淚流！他底眼也還是笑著。歌聲和呻叫聲一樣擊打他。在這歌聲里面，他尋到了力的源泉。在月光的昏暗里，他又輕輕地將這淚痕拭了去。

——摘自《八月的鄉(xiāng)村》 

《八月的鄉(xiāng)村》的出版引起了轟動。

1935年7月初版“書后”作者寫有這樣的話：“我傷心，這部書不會為那正在斗爭的弟兄們所讀到。如果，只要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能讀到它，我便什么全滿足了！我期待著。”

值得欣慰的是，“正在斗爭的弟兄們”讀到了，“而且有所得”。

1987年5月，蕭軍率中國作家代表團初次訪問香港和澳門，為“中華文學基金會”籌募。令第一次“走出來”的年輕作家們吃驚的竟是那么多的“老總”團團圍住蕭軍不住聲地說，當年參加革命都是受了《八月的鄉(xiāng)村》影響。

中共“五老”之一的董必武曾親口告訴蕭軍，紅軍被迫轉戰(zhàn)西北的長征路上，他們是把《八月的鄉(xiāng)村》拆開頁子來，一篇一篇地傳著輪流看完的。

1938年春天，蕭軍只身來到延安，毛主席聽說了，竟“禮賢下士”專門去招待所看望他。

回到了西安，在一次歡迎“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的大會上，一位年輕的歌者站在臺上，高亢、深情、如泣如訴地演唱著一支名為《奴隸之愛》的歌曲：

我要戀愛，我也要祖國的自由。

毀滅了吧，還是起來！

毀滅了吧，還是起來！

奴隸沒有戀愛，奴隸也沒有自由……

歌聲剛剛停下，引來一片喝彩和掌聲。

蕭軍走上前去，拉住年輕歌者的手問：“你這歌兒是從哪兒來的？誰教給你的？你叫什么名字？”

年輕人愣了一下，有點莫名其妙，猶豫了一下便痛痛快快地說：“我叫王洛賓，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的。當年在北平的時候見過一本書，好像是《八月的鄉(xiāng)村》吧？……這是我大學畢業(yè)后作的第一支歌……怎么啦？”

“《八月的鄉(xiāng)村》誰寫的？”

“喲——不知道！還真給忘了，好像叫什么軍。”

“就是我。我叫蕭軍。”

“哎喲喂！”年輕人把手緊握了一下說：“‘七七事變’前后吧，我們和一幫子東北流亡的學生常到西直門外高梁河那邊兒游泳，他們老帶著本《八月的鄉(xiāng)村》，偷偷地讀。就高麗姑娘和蕭明隊長分手那一段兒，讀得大伙兒直掉眼淚……他們知道我是學音樂的，就讓我試著譜了曲，結果后來，它幾乎就成為這個游泳隊的‘隊歌’了……我今兒可總算見著真人兒啦！您這書感動了多少人恐怕您都不知道？！有的學生可是揣著這本書投奔抗日前線的吶！”

“你這歌兒寫得很有特點，我喜歡。謝謝！”

從此，蕭軍與王洛賓二人保持了近乎半個世紀兄弟般的友誼，不管誰遭到什么倒霉事，彼此心里都永遠裝著對方。1947年，在解放了的哈爾濱，蕭軍創(chuàng)辦了“魯迅文化出版社”，重印《八月的鄉(xiāng)村》時，第一次將《奴隸之愛》附于書后，作曲者署名L.P——洛賓的英文縮寫——以保護他不會被反動派發(fā)現(xiàn)而遭迫害。

更耐人尋味的事發(fā)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

中國青年出版社適時地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革命烈士詩抄》，深受大家喜愛。

書中精選了諸多革命烈士的遺作，讀罷令人心潮澎湃。熱血青年幾乎人手一冊，并且時不時問問朋友們背會了幾首。大家互相激勵。

在盧志英烈士的名下，編者介紹了收集詩作的過程，“發(fā)現(xiàn)”了盧志英就義前嵌在監(jiān)房墻壁上的“絕命詩”。

盧志英被捕前曾任某軍分區(qū)副司令，然而，那“嵌在監(jiān)房墻壁上”的詩文，竟是《八月的鄉(xiāng)村》中描述戰(zhàn)士們在傷痛之時懷念戰(zhàn)友，不氣餒、不埋怨，相互支撐著站起來踏著拍子唱的歌：

弟兄們死了，被人割了頭，

被敵人穿透了胸！

活著的弟兄，要紀念他們，

他們作了斗爭的犧牲！

…………

全詩竟然一字不差！

《（蕭軍）寫作時的背影》（速寫）蕭紅作

往事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驚怒了中華民族！一切不愿做奴隸、不愿被日本帝國主義奴役的人民開始奮起反抗，而“東北抗日義勇軍”最先扛起大旗。

當年，時任少尉軍官的蕭軍將自己所能掌控的人員組織好，秘密與吉林舒蘭的部隊聯(lián)系約定，找一個合適的時機“揭竿而起”。然而，去哈爾濱與馮占海將軍聯(lián)絡的人員還沒有返回，他們這一部已經被“反水”的叛軍出賣。

隆冬之時，蕭軍的一行人馬被逐出了營地。他只好潛入哈爾濱，化名“三郎”鬻文為生。

而當蕭軍把被困“東興順旅館”的女青年張迺瑩拯救出來以后，他們很快就融入了哈爾濱愛國青年反滿抗日的活動中。他們組織“維納斯畫會”，成立“星星劇團”，參加“牽牛坊”的各種聚會。

在這些心志相投的朋友中，各懷抱負，更有不便公開身份的中共地下黨員，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已。張迺瑩與蕭軍生活在一起，心靈上得到了安慰，常常以“悄吟”的名字發(fā)表一些文章。

1933年秋，“三郎”與“悄吟”的合集——《跋涉》在朋友們的資助下出版，為北方文壇撥出了一道希望的亮光。然而，敵人也已嗅到《跋涉》中時隱時現(xiàn)的反滿抗日的味道，“三郎”“悄吟”的名字旋即被列入“黑名單”。后來，“蕭軍”和“蕭紅”替代了原來的“三郎”和“悄吟”，這一對夫妻作家也成為文壇上讓人羨慕的“雙子星座”。

蕭紅曾在散文集《商市街》中，把她和蕭軍當年在哈爾濱那段艱難生活做過細致入微的描述，書中的“郎華”即蕭軍。她在《生人》這一章節(jié)中，講述了一件事，文字簡潔生動，區(qū)區(qū)十數(shù)行，向讀者揭示了一個天大的秘密。

開篇第一句便是——

“來了一個稀奇的客人。”

說起來，這應該是“二蕭”剛剛有了自己的“家”之后不常有的事。正是準備吃晚飯的時候，蕭紅一邊煎著餅，一邊跑到屋里去聽他們的談話。以至于她竟忘了自己是在準備飯，餅煎得糊了半塊，竟燒起來，冒著煙……

這一節(jié)的最后，蕭紅寫道——

“他們的談話沒有談完，于是餐具我也不能去洗，就呆站在門邊不動……這全是些很沉痛的談話！有時也夾著笑聲，那個人是從盤石人民革命軍里來的。我只記住他是很紅的臉。”

這位有一張“很紅的臉”的漢子，是北滿地下黨與盤石人民革命軍的秘密聯(lián)絡員，叫傅天飛,他要把那些可敬可愛的人和可歌可泣的事，專講給蕭軍聽。

一連幾天，蕭軍的腦海里始終回旋著一個個戰(zhàn)士的身影，一幕幕戰(zhàn)斗的場面，一張張不同的面孔。他在院子里來回地踱步。

蕭紅寫道——

“郎華又跑出去，我不知道他跑出去做什么，說不出懷著怎樣的心情在等他回來。”

蕭紅生病了。

幾天來，門前又出現(xiàn)了許多鬼祟陌生的影子。蕭軍在警局工作的朋友又催促他們趕緊走。

蕭軍把蕭紅送到了一位朋友鄉(xiāng)下的家里去養(yǎng)病，蕭紅被病痛和焦急煎熬著——

“一個星期過去了，我還不能從床上坐起來。到了第九天，郎華從外面舉著鮮花回來，插在瓶子里，擺在桌上……”

在這離別的十三天里，除了要籌措“外逃”所應準備的一切之外，一部氣勢恢宏、緊張慘烈的東北人民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畫圖業(yè)已完成構思。

為了不引起“狗”們的注意，蕭軍決定把書名定名《八月的鄉(xiāng)村》，用“田軍”署名，告慰那些失去了土地和天空的淳樸農民，永遠不忘自己曾是一名軍人和所應有的社會職責。

傅天飛的形象必須有！干脆就叫他“小紅臉兒”——這是一支并不龐大但舉著紅旗，唱著《國際歌》的人民革命軍，要讓一種積極向上的民族精神在隊伍的每一位成員身上得到體現(xiàn)和升華，要把陳柱司令、鐵鷹隊長、蕭明、李三弟、李七嫂、劉大個子、崔長勝、唐老疙瘩、安娜、小梁興、孫家三兄弟……以至于日本兵松原、地主王三東家的原型找準，讓人物形象在具體的事件中鮮活地展示出來。

臨行前，畫家金劍嘯還特意為蕭軍畫了一幅油畫肖像，“作為一點兒兄弟的紀念吧！”金劍嘯說。

而這位有才華的藝術家，卻在兩年后被日本強盜殺害，犧牲于西滿龍沙。年僅26歲的共產黨員啊！那幅油畫像便成為“永恒的紀念”。

1934年6月上旬剛過，蕭軍化名劉毓竹帶著蕭紅登上一條從大連開往青島的日本郵船——“大連丸”。

即將上船時，一群兇神惡煞般的日本水上偵緝隊員突然攔住他們。

“姓什么？叫什么？什么職業(yè)？和那個女人什么關系？”他們指著已經登上甲板的蕭紅不喘氣地詢問著，接著又問：“到青島去干什么？投奔誰？住哪個區(qū)哪條街門牌是多少？做什么營生的？你的證件！……”

蕭軍看蕭紅上了船，輕輕地舒了一口氣。他把提箱放在地上，摸出沒有任何破綻的“證件”遞了過去，按事先早已備好的說辭，一一對答。

一個歪扣著帽子、腰里別著槍的家伙，兩眼直勾勾地盯著蕭軍。另外幾個人已經打開了提箱，胡亂地抖落著衣物，每一張紙片都要沖著陽光照上一陣，就這樣翻來覆去、又拍又敲地查了好半天。

“怎么看你這雙眼睛都不像是個‘良民’。”他們不甘心，圍著蕭軍總想要查出點兒什么。此時，蕭軍把挎在臂彎里的風衣狠狠地往地上一摔，索性從口袋里掏出一個蘋果，大口吃了起來。

“嗚——”開船的汽笛聲響徹了碼頭，特務們一無所獲，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蕭軍從容地從地上拾起風衣，撣了撣上面的土，提箱子上船。

“大連丸”開始啟動了。

就在蕭軍和特務們周旋時，驚魂未定的蕭紅，急得臉煞白，趁人不備，把一個茶葉筒順著船舷輕輕地丟到了海里。整理行裝時，她親眼看見蕭軍把剛剛完成的《八月的鄉(xiāng)村》草稿藏在這茶葉筒里，而且那提箱的夾層里還裝了不少他搜集的日本人殘害滿洲人民的圖片和資料。

“沏杯茶喝喝吧。”蕭軍平靜地對蕭紅說，他覺得有些口渴。

“茶？茶葉筒都被我丟掉了呢！你不是把……”蕭紅盡量地壓低著聲音，生怕蕭軍冒失。

“唉，可惜了我一筒好茶呀！扔它干什么……稿子早就放我風衣的兜里了。”

“你！你可……”蕭紅瞪了蕭軍一眼，不再說話，她又氣惱又心疼。

期冀

端午節(jié)的前一天，蕭軍和蕭紅踏上了“祖國”的土地。在青島，他們見到了和滿洲一樣的情景，一樣的盈街乞丐，一樣的滿目瘡痍。

在青島觀象一路一號那座石頭砌的小樓上，蕭軍除了編輯《晨報》副刊之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八月的鄉(xiāng)村》的創(chuàng)作當中去。當寫到唐老疙瘩的“死”時，他可真犯了難。

蕭軍不忍讓這個單純、善良、情竇初開的青年人，在血腥的戰(zhàn)爭場面里死去，更不想讓這個犯了隊伍紀律的戰(zhàn)士被處決于自己人的槍下。他不停地在屋子里踱步。

蕭紅停下了手中的筆，她也正為寫《生死場》的某些情節(jié)而糾結著。“到海邊去走走吧！”牽著蕭軍的手，她建議道。

青島的荒島書店是蕭軍常常光顧的地方，而書店經理孫樂文早已成為他的好友。一次閑談中，偶然提到寫作題材的問題，孫樂文建議蕭軍不妨請教魯迅先生——孫樂文曾在上海內山書店見過他。

“我怎么同他聯(lián)絡呢？上海那么大。”蕭軍有點茫然。

“寫信。你把信寄到上海內山書店，寫上‘周豫才先生’收。聽說那書店的內山老板跟魯迅先生可是至交吶！”孫樂文點撥著蕭軍。

《生死場》寫完了，也抄好了；《八月的鄉(xiāng)村》還在繼續(xù)創(chuàng)作中。他們不確切小說所取題材，以及要表現(xiàn)的主題是否與當前革命文學運動的主流合拍？懷著忐忑的心情，蕭軍從青島給魯迅寄出了第一封信。

信是寄出去了，但蕭軍和蕭紅在精神上還是做好了充分準備：一是不一定能得到復信；二是即便復信恐怕也得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因此，只是作為一種希望，一種“遙遠的希望”希望著。

《魯迅日記》1934年10月9日載： “得蕭軍信，即復。”

10月19日，一個喜出望外的日子。這一天，蕭軍從荒島書店取回了魯迅從上海寫給他的第一封復信。

蕭軍先生：

給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諾的名字我很熟，但好像沒有見過他，因為他是做詩的，我卻不留心詩，所以未必會見面。現(xiàn)在久不見他的作品，不知道哪里去了？來信的兩個問題的答復——

一、 不必問現(xiàn)在要什么，只要問自己能做什么。現(xiàn)在需要的是斗爭的文學，如果作者是一個斗爭者，那么，無論他寫什么，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斗爭的。就是寫咖啡跳舞場吧，少爺們和革命者的作品，也決不會一樣。

二、 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沒工夫和本領來批評。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轉周豫才收”，最好是掛號，以免遺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術并不算壞，但心情太頹唐了，因為那是我碰了許多釘子之后寫出來的。我希望你脫離這種頹唐心情的影響。

專此布復，即頌時綏

迅上 

十月九夜 

難以克制的激動和快樂！

蕭軍把這信和朋友們讀了又讀，和蕭紅一起讀了又讀。一個人的時候，只要抽出時間，不論日間或深夜，不論海濱或山頭，也總是讀了又讀。他幾次是噙著淚水讀的，仿佛面對先生本人。

10月22日，《八月的鄉(xiāng)村》結稿。蕭軍極度興奮，與蕭紅在海濱留下了一張兩人的合影——對著鏡頭，蕭紅微微含笑；蕭軍側身坐著，望著遠處若有所思。

誰知形勢突變。黨內出現(xiàn)了叛徒，青島市委遭到極大破壞，蕭軍好友舒群及其妻一家在中秋節(jié)那天全部被抓。

一天晚上，中共地下黨員孫樂文把蕭軍約到了棧橋東端大亭子的一處陰影里，交給他四十元錢：“我明天就要轉移了，家里、書店里全不可能住下去了，你們也趕快走。這是路費。”

滿洲自然是回不去了，青島這邊又出了這樣的事，能到哪兒去呢？上海，只能去上海！那里是革命文化的中心，那里有魯迅先生——哪怕只見上一面。

接到魯迅的復信，蕭軍把《生死場》的抄稿連同一本《跋涉》，以及他與蕭紅在哈爾濱的一張合影——蕭紅留著齊眉的劉海兒，辮梢上扎著蝴蝶結；蕭軍身著高加索式繡花亞麻衫、腰間瀟灑地系了一根帶穗的絲絳帶；兩個人都抿著嘴，透出一股子嚴峻和英氣——寄給了先生。

現(xiàn)在得趕緊再給先生去一封急信，告知這邊情況，他們馬上要離開青島去上海，千萬不要再來信了。

到了上海，他們租下一個便宜的亭子間，采買了一些生活必備品，原先身上的四十元錢已所剩無幾。

他們想即刻見到魯迅先生的心情愈加強烈。蕭軍給魯迅寫信，告訴了他們在上海的住址。

對于“面見”的事，魯迅只是回信說，“你們如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們還是有看見的機會的”。

其實，當時的魯迅正在對這一對熱誠的青年做著一番“側面了解”——是否有什么背景或黨派關系。無根據(jù)的“相信”是危險的。魯迅告誡他們：“上海有一批‘文學家’，陰險得很，非小心不可。”

后來，魯迅專門委托葉紫做蕭軍、蕭紅的向導；再后來，三個人經魯迅批準，組成“奴隸社”，出版了“奴隸叢書”。魯迅分別為葉紫的《豐收》、蕭軍的《八月的鄉(xiāng)村》和蕭紅的《生死場》寫了序言，予以肯定。

終于盼到要和先生見面的日子了！魯迅約他們去內山書店見面。

11月30日的午后，按照魯迅指定的日期和時間，他們到達了內山書店。只見老板正用日語在和魯迅談著什么，而魯迅一眼就認出了他們，先生見過他們的照片，而且他們的打扮和上海人不一樣。

“我們就走吧。”魯迅說了一聲，走到內室把桌上的信件、書物一類的東西迅速包進一方紫底白花的日式包袱皮里，挾在腋下走了出來，并沒有再跟誰打招呼。

魯迅走在前面，他們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默默地跟在后面。

魯迅走起路來很快。

凝視著那瘦削而直直的黑色背影，眼淚已經浮上了蕭軍的眼眶——他下決心要終生保護這位億萬中國青年的偉大導師！

第一次會面的地方，似乎是一家俄國人開的咖啡館。過了一會兒，許廣平帶著海嬰也來了。蕭軍把抄好的《八月的鄉(xiāng)村》的稿子交給了許先生。

臨別時，魯迅把一個信封放在了桌上，指著說：“這是你們所需要的。”

蕭軍知道那是他信中所提到向先生借用的二十元錢。體諒到兩個年輕人還沒有回去的路費，魯迅又從衣袋里掏出了一大把零錢。

這第一次的見面使蕭軍和蕭紅感受到了一種從沒有過的溫暖。

先生又來信了，約他們赴“梁園豫菜館”，而且“另外還有幾個朋友，都可以隨便談天的”。

這次宴會是魯迅特意安排的。請客的目的和意義很明確：就是為蕭軍、蕭紅這一對初闖上海灘的年輕人，介紹幾位可靠的左翼作家朋友，使大家有所來往，對他二人在各方面有所照顧，不要因為人地生疏而產生孤獨寂寞感。

1935年3月28日夜，魯迅把《八月的鄉(xiāng)村》讀完后，為這部作品寫下序言。

一句愛倫堡論法國上流社會文學家的話——“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卻是荒淫與無恥。”在這篇序言中居然出現(xiàn)了三次。

魯迅寫道——

“見過幾種論述關于東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說，這《八月的鄉(xiāng)村》，即是很好的一部。”

序言所說真可謂“要言不煩，曲盡其妙”。

在魯迅寫給他們的五十多封通信中，自始至終充滿著無限的關愛和推心置腹的忠告——

“上海的文學家們，也很有些可怕的，他們會因一點小利，要別人的性命。但自然是無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卻討厭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樣，常常會暗中咬你幾個疙瘩，雖然不算大事，你總得搔一下了，這種人還是不和他們認識得好。”

“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里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里。”

“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后來的暗箭；受傷之后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因此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給誰也不知道。我以為這境遇，是可怕的。”

“可怕的境遇”到底還是出現(xiàn)了。

《八月的鄉(xiāng)村》的發(fā)表振奮了民族精神，又得到了魯迅的首肯。于是，各類小報乘機造謠，說什么作者系從蘇俄歸來，持有盧布，而此書又為魯迅斥資出版。

一篇發(fā)表在《大晚報》上署名狄克的文章《我們要執(zhí)行自我批判》，把矛頭直指魯迅。

而魯迅在《三月的租界》中的反擊一針見血：“如果在還有‘我們’和‘他們’的文壇上，一味自責以顯其‘正確’或公平，那其實是在向‘他們’獻媚或替‘他們’繳械。”

后來直至“文革”結束后，清算“四人幫”罪行時，大家才弄清那個“狄克”是張春橋的化名。

從1935年7月的初版至今，《八月的鄉(xiāng)村》到底有過多少種版本，已經無從知曉。上海容光書局1938年1月標明的第九版，應當是第九次印刷。后來，“作家書屋”印有不同版本，作為“北方文叢”有過極力推介。蕭軍主持“魯迅文化出版社”也出過單行本。

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印刷《八月的鄉(xiāng)村》，蕭軍在“后記”中曾作過詳細說明：“《八月的鄉(xiāng)村》今天終于在解放了的、人民的新中國國家出版社再印了，我感到了莫大的歡欣！”而偏偏就在這一版本中，魯迅的序言被去掉了。

1978年，香港版的《八月的鄉(xiāng)村》是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翻印”的，不但恢復了魯迅的序言，而且更是把《三月的租界》添加在小說文本之前，以便使讀者能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壇的過去，這倒算是一個“創(chuàng)舉”。

1980年之后的新時期以來，人民文學出版社依照這個版本多次重新設計封面印刷出版《八月的鄉(xiāng)村》。10年前，正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六十周年之際，該社曾推出一套十一冊的“叢書”，《八月的鄉(xiāng)村》位列其中。

（本文署名“秦晉”為蕭軍女兒蕭耘與女婿王建中共用筆名 圖片除署名外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