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我的藝術生涯，我感到很幸運，因為我曾作為解放軍軍樂團的演奏員和指揮，幾乎親歷、見證、參與了共和國40多年來每一次國家重大慶典活動的重要時刻。

　　編者按：

　　于海委員作為解放軍軍樂團的演奏員和指揮，從1970年至今，他和他解放軍軍樂團的戰(zhàn)友們，幾乎親歷、見證、參與了共和國40多年來每一次國家重大慶典活動的重要時刻，也共同見證著偉大祖國繁榮、發(fā)展、富強的足跡與日新月異、翻天覆地的變化。

　　今年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在9月3日天安門廣場舉辦的大閱兵活動上，于海委員再次受命，擔任由1200人組成的解放軍合唱團團長兼總指揮。在本文中，他回憶起幾十年來參與閱兵的難忘經歷，他說：“受閱一次，光榮一生！每一次指揮，奏樂聲一響，我耳邊聽到的，我心中涌現的，便仿佛是偉大祖國大踏步前進的響亮樂章！是大閱兵培養(yǎng)了我，而這也是我一輩子的職責與榮耀所在！”

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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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年輕軍人的堅韌與頑強，也看到了軍隊未來的希望。

　　全體隊員經常在烈日下一站就是4個小時，有時稍事休息又繼續(xù)訓練，軍樂團團員們表現出了用抗戰(zhàn)精神演唱抗戰(zhàn)歌曲的政治熱情和頑強作風。

　　引言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9月3日，我們將舉辦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召開紀念大會、組織閱兵儀式。這是黨中央、習近平總書記在強國強軍的偉大進程中，作出的重大決策，這一紀念活動將舉世矚目、影響深遠。在這次閱兵儀式上，第一次由1200名軍校大學生組成了解放軍合唱團，我任團長兼總指揮。受領任務以后，我感到使命光榮，同時也深感責任重大。

　　回顧我的藝術生涯，我感到很幸運，因為我曾作為解放軍軍樂團的演奏員和指揮，幾乎親歷、見證、參與了共和國40多年來每一次國家重大慶典活動的重要時刻。我曾在黨的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時站在人民大會堂的主席臺上指揮全體代表高唱國歌，還多次在全國人大、政協大會的開閉幕式上指揮樂隊演奏禮儀樂曲，指揮全體代表、委員高唱國歌。而最令我感到萬分榮幸的，是以不同身份參加了1970年至2009年的全部國慶大典，接受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

　　毫不夸張地說，每次在天安門廣場舉辦的國之大典活動，都是對自己體力和精神的巨大考驗，每一次都要經過半年之久的刻苦準備和3個月的集中強化訓練，有著常人難以想象的辛苦。

于海

　　永不褪色的回憶

　　早在1970年的國慶節(jié)慶典上，我作為解放軍軍樂團最年輕的單簧管演奏員之一，在天安門廣場接受了共和國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檢閱，見到了毛澤東主席。那一次沒有閱兵式，只有群眾游行。我們軍樂團700多人全部到金水橋的對面執(zhí)行演奏任務。當我懷著無限崇敬的心情看到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主席，激動萬分，不禁流下了熱淚。我當時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一定要以最好的狀態(tài)去演奏。由于那時我們這些學員的水平還不高，樂譜都是簡化的。我和其他隊員一樣，把激動的心情糅進了樂曲里，吹奏了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還有《東方紅》、《畢業(yè)歌》、《我們走在大路上》等樂曲。待全部游行隊伍過去后，我們又一邊演奏一邊行進到金水橋邊，我清楚地看到了偉大領袖向我們招手。我當時感到無比興奮，回到團里后，激動得很多天夜不能寐。想起別人說過“和主席握了手，幾天不舍得洗”的事，就把那天我戴的紅領章、紅帽徽鄭重地裝在盒子里，當做寶貝收藏起來，至今仍在。

　　1984年10月1日，是國慶35周年大典，我以聯合軍樂團分指揮的身份，光榮地接受了鄧小平同志等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檢閱。這是繼1959年國慶之后，25年來第一次盛大的國慶閱兵，也是中國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第一次公開展示自己的武裝力量。當年的二三月份，我和戰(zhàn)友們收到了參加國慶閱兵的指示，大家當時都特別地激動，因為我們深感，這是一個新的時代，能夠參與這樣重要的國之大典是莫大的榮幸。不久，我們聯合軍樂團就集中住進北京清河二炮某部軍營。由于要在烈日下訓練，訓練量和訓練強度太大，甚至有人中暑暈倒。幾個月訓練下來，每個人都變得黑瘦黑瘦的，可是誰也沒有怨言。我是聯合軍樂團二大隊的分指揮，從接到任務到國慶當天，幾乎沒睡過一次踏實覺，總是在想：我自己能否指揮好？到時候可千萬別出差錯啊！和演奏員一樣，我也要背譜、演練，連走路的時候，手也在不知不覺地打拍子，還和樂隊反復排練樂曲的起止配合。就這樣，時間似乎很快就到了10月1日。作為軍樂團的分指揮，我站在天安門廣場的正中央，配合總指揮，圓滿完成了指揮任務。當大典結束時，我感覺兩腿僵硬、已邁不開步了。

　　1999年初，我被任命為解放軍軍樂團副團長。5月份，籌建國慶50周年慶祝活動的千人聯合軍樂團，我受命擔任總指揮。這次大典上要不間斷地演奏37首（次）樂曲，因此每個聯合軍樂團成員都要把這些樂譜牢記在心。按照閱兵行進的速度，我們樂團的節(jié)奏設定在每分鐘116拍。用節(jié)拍器來卡住每一個隊員的速度和節(jié)奏，差半拍都不行。我那時每天都對著節(jié)拍器和秒表無數遍地練習，還與兩位副總指揮和18位分指揮共同探討研究、加練同步打拍子。大家4個多月的演練仍然是在戶外，每天數小時的曝曬對身體是極大的考驗。作為總指揮，我改變了以往一些“苦練死練”的做法，注重人性化的科學訓練，在確保訓練質量的前提下，盡量減少訓練強度。

　　1999年10月1日清晨，當我以聯合軍樂團總指揮的身份，走向擺放在天安門廣場10萬學生和千人軍樂團的最中央、最前方、正對天安門城樓的紅色金邊總指揮臺時,想起30年來自己一步步的成長，緊張變成了興奮，興奮又歸于平靜。一個個鐵流般的方隊踏著軍樂團演奏的鏗鏘旋律從我身邊走過時，那種神圣、自豪和感動，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這一刻，什么苦、什么累，都是值得的，因為我們收獲了無比的榮耀！

　　2009年初，我被正式任命為國慶60周年大典千人聯合軍樂團團長兼總指揮。聯合軍樂團于3月26日在北京成立，連同軍樂團的400多人，總人數為1500人（其中有1321人將在天安門廣場執(zhí)行任務，其余為后勤保障），戰(zhàn)友們分別來自解放軍四總部、海軍、空軍、二炮、武警和七大軍區(qū)，共15個大單位、47個小單位。組建伊始，聯合軍樂團、合唱隊、民族打擊樂隊、現場布局人員、音響師在一些技術問題和合作上各執(zhí)己見，爭論不休，幾次討論都沒有結果。后來，北京國慶閱兵總指揮部專門下文任命我為“音樂總監(jiān)”，并明確表示“在慶祝活動的天安門現場，再遇到任何問題都由音樂總監(jiān)來定”。這樣一來，工作就順利多了。我綜合大家的合理意見和場地、音響情況，順利開展工作，在各單位的積極配合下，合作非常愉快，工作進展很順利。經過集中訓練3個月共計118次的排練和預演，聯合軍樂團磨煉成一支過硬的團隊，實現了曲目間的無縫連接。國慶60周年大典，聯合軍樂團像以往一樣第一個入場、第一個就位。在我走上指揮臺的那一瞬間，我深切地感受到祖國60年來發(fā)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和近10年來科技的發(fā)展及人文理念的進步。慶典活動直到中午12點26分結束，我們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內不間斷演奏的45首（次）樂曲，創(chuàng)造了可以說是參加人數最多、背奏樂曲量最大、表演形式最復雜、連續(xù)演奏時間最長、演奏水平最高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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