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線救國

　　Pujol在西班牙內戰(zhàn)期間的經歷讓他厭惡極權主義，特別是納粹，也讓他決定他應該獻身于“美好的人性（the good of humanity）”。

　　二戰(zhàn)爆發(fā)后，他計劃以間諜的方式發(fā)動對希特勒的私人戰(zhàn)爭。這似乎有些天方夜譚，他并沒有接受過任何諜報訓練，與諜報世界也沒有任何接觸。他最擅長的事是想象。所以，當Pujol和新婚妻子Araceli找到英國駐馬德里大使館表示愿意盡一己之力時，得到的答復是“盡什么力？”（Your services of what?）他們在先后三次在不同場合向英國表示愿意投身于同盟國事業(yè)，但每次都被拒絕。

　　那就只有一種選擇了：他只能假裝是狂熱的納粹分子，然后投到德國一方，最后再做雙面間諜。Pujol走進了德國大使館，說自己堅信法西斯主義，作為西班牙國家公職人員，即將去倫敦公務出差，希望能在那為德國做點什么。德國人對他做了間諜速成訓練，然后給了他一瓶隱形墨水、一個密碼本和初始的活動經費，讓他去英國招募間諜建立情報網。

　　Pujol沒去英國而是去了二戰(zhàn)諜報中心里斯本。他利用從當地圖書館借到的英國旅游手冊、幾本參考書（包括英國皇家海軍的參考書）、一些雜志以及電影院播放的新聞片編造情報。他的情報看起來就像是他的在英國親眼所見、親身經歷的情況，就連英國專家后來研究這些情報時也很難相信Pujol當時并未踏足英倫。

　　不過，當他按照英國鐵路指南里的票價信息生成差旅支出表，向德國人報賬時遇到了麻煩。他并不清楚當時英鎊幣值關系（1英鎊等于20先令，而1先令又等于12便士），所以，他干脆分項羅列，然后說以后再把總費用發(fā)給德國人。

　　他也有疏漏之處。由于不知道蘇格蘭的飲酒習慣，他聲稱他在格拉斯哥招募的間諜下線可以“為一升紅酒做任何事情”，還好德國人似乎也不知道。

　　正因為如此，Pujol的間諜生涯相當危險，如果有人打一通電話核查的話他就會被處決了。“他能夠活這么久真是奇跡！”他在英國軍情五處的負責人這么說。他自己也同意這種說法：“這很瘋狂，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雙面授勛

　　英國意識到有人在給德國人提供情報，很想揪出這人，幸運的是，Pujol主動與英國情報部門接上了頭。在Pujol成功地讓德軍去跟蹤攻擊一支并不存在的艦隊后，英國人終于意識到了他的價值。

　　1942年，Pujol被偷偷轉移到英國。在英國軍情六處（MI6）和五處（MI5）對他安全審查，負責此事的Tomás Harris問他為何自愿加入反抗納粹的戰(zhàn)爭，他說他的親生兄弟Joaquin在法國度假期間親眼目睹蓋世太保將難民從避難處抓去處決。這位有著一半猶太血統(tǒng)的軍官聽了這個恐怖的故事后確信Pujol能夠成為一名出色的特工。事實上，當時他的兄弟Joaquin從未去過法國，甚至都沒有離開過西班牙，這個故事又是完全虛構的，用來換取同盟國的信任。

　　審查后，Pujol得到了新代號“嘉寶”（Garbo，取自瑞典國寶級女星葛麗泰·嘉寶），因為他們認為Pujol是“這世上最偉大的演員”。

　　由于語言障礙，Pujol的上線由會說西班牙語的Harris擔任。他們的良好配合在歷史上絕無僅有。他們總共大概寫了315封為德國提供的情報郵件，平均每封約2000個單詞，這些郵件被寄到德國人在里斯本的一個信箱。Pujol告訴德國人他招募了27名間諜組成了情報網（事實上并不存在），德國人撥給他34萬美元經費用以維持情報網的運作，這個情報網提供的情報太多太詳細，他的德國上線根本忙不過來，甚至放棄了繼續(xù)在英國招募間諜。

　　Pujol提供給德國的情報是由完全虛構的內容、沒什么軍事價值的真實情報以及有價值但卻故意延遲傳送的情報交織而成的。比如，1942年11月，盟軍發(fā)動北非登陸的火炬行動之前，Pujol虛構的間諜下線報告了盟軍軍艦前往地中海的情報。但他掐好了時間才給德國人用航空郵件發(fā)送了這一情報，并且將郵戳改成了登陸前的日期，情報到達德國情報部門的時候已經沒什么價值了。德國情報部門感嘆：“可惜這情報到得太晚了，不過你最近的情報工作做得非常好。”其后，德國方面為了提高情報傳送速度改用了無線電。

　　有時候Pujol也需要編造理由說明為何情報會誤報或遲報。一次他推諉說利物浦的間諜下線得了重病，無法傳遞情報。做戲做全套，Pujol后來告訴德國人這個下線因病去世，并在當地報紙登了訃告，還說服德國方面給了其遺孀撫慰金。

　　1944年1月，德國人意識到盟軍可能要反攻歐洲大陸，要求Pujol密切注意盟軍動向。德國人的判斷是準確的，這也就是后來的“霸王行動”。但德國人不知道的是其中還有一個“堅忍行動”，這也就是Pujol所做的掩護“霸王行動”的情報工作，其任務是讓希特勒相信盟軍會在加來登陸而非諾曼底。

　　從這時到諾曼底登陸的D-Day，Pujol總共發(fā)了超過500封電報給德國（平均每天超過4封）。

　　為了進一步加強德國人對Pujol的信任，英國情報部門故技重施，讓Pujol在最后時刻向德國報告盟軍反攻歐洲的情報。Pujol與其德國上線聯系說他的一個下線將在6月6日凌晨3:00（諾曼底登陸前幾小時）帶來重要情況，要求對方等候消息?；蛟S是天助盟軍，Pujol在凌晨3:00發(fā)出的消息并沒有得到回應，直到早上8:00德國方面才回復。Pujol利用時間差為情報增添了諸多細節(jié)，這大大提高了德國人對他情報的信任和重視程度。Pujol還對他的德國上線上演了一出苦情戲：他為對方工作失職導致情報被遲報感到惡心，并說“我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借口和疏忽，如果不是為了我的理想，我早就不干了”。

　　三天后，Pujol給德國人發(fā)去了在英國的75個師（實際只有50個師）的戰(zhàn)斗序列信息。這份情報最終送到了希特勒面前。這個戰(zhàn)斗序列主要是為了造成有一個由11個師15萬人組成的美軍第一集團軍群存在的假象。為了威懾德軍，這個集團軍群還被說成由盟軍最優(yōu)秀的裝甲部隊指揮官喬治·巴頓將軍統(tǒng)帥。與此同時，盟軍在相應地點制造了假飛機、假機場、假油庫和充氣的坦克模型，還派人在那一帶活動并彼此發(fā)送大量的虛假電報，甚至還讓一個英國士兵假扮成英國蒙哥馬利將軍。Pujol說這支部隊一直按兵不動，因此在諾曼底的第一波登陸應該是調虎離山之計，真正的登陸地點應是加來（加來離英國最近，希特勒也一直覺得盟軍最有可能在加來登陸）。

　　希特勒和德軍最高統(tǒng)帥部采信了Pujol的說法，認為防御重點仍然是加來。為了防御盟軍的第二波登陸，諾曼底登陸后的兩個月，德軍最高統(tǒng)帥部還將2個裝甲師和19個步兵師部署在加來，這大大降低了盟軍在諾曼底的壓力。

　　艾森豪威爾接見Tomás Harris時說：“你與Pujol的一起所做的工作相當于整整一個師，你們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英國歷史學家Roger Fleetwood-Hesketh則稱：“諾曼底登陸沒有他（Pujol）不可能成功，他的情報改變了諾曼底戰(zhàn)局。”

　　而德國人還被蒙在鼓里——鑒于Pujol對德國的“卓越貢獻”，經希特勒批準，德方在1944年7月24日授予他二級鐵十字勛章。戰(zhàn)后對德國戰(zhàn)事資料的分析表明，在堅忍行動時期，德軍統(tǒng)帥部的情報摘要中至少采納了62份Pujol發(fā)來的情報。1944年11月25日，英國國王喬治六世授予Pujol大英帝國員佐勛章。他可能是唯一在二戰(zhàn)交戰(zhàn)雙方國家都被授勛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