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制”到“法治”，看似一個字的改動，中國卻走過了20年的歷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罪犯也是公民”、“實行社會主義法治”、“以法治國”、“保障人權(quán)”……這些今天的平常提法，在中國當代法治史上卻是經(jīng)歷了艱難曲折的歷程才被確立起來。

　　通過這些詞匯背后的爭論，我們看到中國法治觀念的前進步伐……

　　———編者

　　確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觀念

　　《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發(fā)表后，有讀者寫信給我說：“我很欽佩你，但是很擔心你被打成右派”。

　　改革開放初期，法學界有兩篇文章影響很大，都是《人民日報》發(fā)表的。1978年12月6日發(fā)表了我撰寫的《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稍晚又有喬偉的《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這兩篇文章標志著法學界的思想解放開始了。

　　寫這篇文章和我個人的生活經(jīng)歷有關(guān)系，也和“文革”有關(guān)系。當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人心思法、人心思定、人心思治的情緒是很強烈的。大家開始突破理論禁區(qū)，以前不允許談的問題現(xiàn)在可以討論了。我想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法學的春天到來了，就開始寫《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從構(gòu)思到寫完不到半個月。

　　寫這篇文章時，壓力是有的，但是心里很坦然。“文革”期間我看到的法律面前不平等的個案太多了。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值得突破，而且相對來說好突破一點。法律平等問題在1954年的憲法中有表述，但是在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中被取消了。

　　文章發(fā)表后，國內(nèi)國外反響比較大，我收到好多信件。其中一封陜西農(nóng)村郵來的信，給我的印象很深。字跡很好，可能是個知識分子寫的。他說“我很欽佩你，但是很擔心你被打成右派”。因主張法律平等而被打成右派，并非沒有先例。1957年“反右”運動，法學界弄了很多“右派”。當時最高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主張“磚瓦論”，說我們可以把資產(chǎn)階級法律廢除，但是不能一點也不繼承，就好像房子被推倒，磚和瓦還是可以用的，結(jié)果被打成“右派”。學者楊兆龍，也是因為法律的繼承性和平等問題，受到批判。

　　《紅旗》雜志社主動請我用這個題目再寫一篇文章，我對雜志社理論部的編輯說，這個題目你們要考慮，因為當時理論界和人大、政法部門中的主流看法是，“公民”和“人民”有嚴格區(qū)別，敵對勢力是公民但不是人民，因此對他們不能講平等，所以“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說法就有點問題。而且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用的是“人民在自己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雜志社研究之后，還是決定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保持一致，使用“人民”這一概念。

　　這篇文章名叫《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比《人民日報》上的那篇長，是重寫的。但《人民日報》上的那篇影響更大，外國的一個記者發(fā)了通訊，說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民主法制上采取新政策的一個信號，當時供中央領(lǐng)導人看的“大參考”登了他的通訊。

　　確立“罪犯也是公民”的觀念

　　《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發(fā)表以后，全國鬧開了。監(jiān)獄里邊有人拿著《人民日報》說，“你看，我也是公民”。

　　我對人權(quán)問題的關(guān)注是從《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開始的，接下來我還寫了《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這篇文章的誕生有它的偶然因素。在一次民主與法制研討會上，時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鄧力群做了主題發(fā)言，說“文革”期間他被關(guān)在秦城監(jiān)獄隔離審查，這個關(guān)押高級政治犯的監(jiān)獄很有意思，它是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負責建造的，但是第一個被關(guān)進去的就是他自己。鄧力群說完這個之后，又講了一個故事，給我很大的震動。他說他當時親眼看到監(jiān)管人員為了懲罰被審查的人，故意污辱犯人的事例。

　　這太不像話了，我決定要給罪犯寫一篇文章。我找了我的朋友徐炳。他此前在《光明日報》上就張志新事件發(fā)表了一篇關(guān)于言論自由的文章，有17個省的報紙轉(zhuǎn)載了這篇文章，他寫這篇文章前征詢過我的意見，就這樣認識了。《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這篇文章，以我為主，是我倆共同起草的，刊登在1979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報》上。

　　我在這篇文章中說，罪犯也是公民，他有很多權(quán)利，盡管剝奪了他很多自由，但他的財產(chǎn)、他的人格尊嚴、人身安全等都要受到保護。文章發(fā)表以后，全國鬧開了。監(jiān)獄里邊有人拿著《人民日報》說，你看，我也是公民。

　　該文引起很大的風波。我、人民日報、全國人大研究室，還有公安部勞改局，這四個地方都收到好幾百封信，有反對的，也有支持的。有點名批評的，全國檢察長會議也在一個文件上不點名地批評了兩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我的這篇《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我私交很好的一個同學也在上海《解放日報》上發(fā)了一整版文章批評我這篇文章，不同意罪犯也是公民。

　　后來，公安部勞改局辦公室主任李均仁跟我交換意見。他說：“李老師你的文章寫得好，很多事我們以前沒有想到，確實對我們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希望你再寫。”雖然前一篇文章已經(jīng)被高層批了，但后來我又寫了《再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發(fā)表在1980年第3期的《法學雜志》上。

　　為什么要寫第二篇呢？第二篇有個核心的觀點，就是罪犯被剝奪政治權(quán)利以后，不是所有的權(quán)利都被剝奪了。當時法學界很多人認為，一被剝奪了政治權(quán)利，所有的政治權(quán)利就都沒有了。我說，這是不對的，只有四項政治權(quán)利沒有了，其他政治權(quán)利是不能剝奪的，例如申訴、檢舉、控告、揭發(fā)……直到執(zhí)行槍決之前，你都可以喊冤申訴，這個權(quán)利是不能剝奪的。這也是政治權(quán)利。

　　后來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張友漁保了我，他說：“李步云這篇文章沒有錯，觀點是對的，如果說有什么不足，頂多是說早了一點，現(xiàn)在我們這些老干部的權(quán)利還得不到保障呢，別說罪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