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美學(xué)

　　我自己對白話文有什么樣的想法？我寫詩、寫散文、寫評論文章、翻譯，用的當(dāng)是主流通用的白話文，不過“的了嗎也”用得不多。我現(xiàn)在寫完詩之后就看看每一行用了幾個“的”，如果這首詩三十行，一數(shù)只有十五個“的”，我覺得還可以，一數(shù)二十個“的”，我覺得太多。為什么“的”不好呢？“的”在我們白話文的節(jié)奏里只能算半拍，“好的”不會是“好的——”，不應(yīng)占一拍，可出現(xiàn)率卻高得不得了，所以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做《論的的不休》。你去看《儒林外史》，它一個“的”字都不用仍然把故事說得非常生動。所以“的了嗎也”，尤其是萬惡的“的”，用時需要考慮一下。

　　所以我現(xiàn)在用“的”用得很少，為什么呢？因為現(xiàn)在的白話文有一個毛病，什么形容詞后面都是一個“的”。美麗的、丑陋的、迅速的、緩慢的、高峰的、低調(diào)的……都是“的”，英文里面有那么多形容詞它不是一個語尾都用一個什么像“的”一樣的字，它是用不同的語尾：tive，ious， ly， likely， baby-like， women-like， father-like，這也是形容詞，它的形容詞后面有不同的語尾，這個變化就多了。我們一路“的的的的”下來就非常單調(diào)，所以我自己寫文章寫散文，主要是白話，碰到緊要關(guān)頭，要訴諸權(quán)威、要用典故或一些什么，就訴諸文言。不要以為文言完全退位了，沒有，文言改變了一個身份還是延續(xù)了下來，就是我們每天講的成語。

　　我們說“一言難盡”，如果你氣喘吁吁地趕到了，你朋友說：“怎么現(xiàn)在才來？”你說：“一言難盡。”四個字就講完了。你說：“哎呀，不是一句話就講得清楚的！”果然不是一句話就講得清。

　　我們說“千山萬水”、“千軍萬馬”，其實不太合理我覺得，你說我們旅行，過一座山會碰到十條河嗎？你去打仗，一件兵器十匹馬嗎？沒有這回事。所以你看我們的成語，往往犧牲一點有趣，可是成就了起碼的美學(xué)。我們百家姓怎么念的？趙錢孫李啊，四聲都用上去了，變化、好聽。趙，第四聲；錢，第二聲；孫，第一聲；李，第三聲。趙錢孫李就很好聽。

　　所以我并不避免用文言。我如果翻譯三百年前的英文詩，那時候詩很有古風(fēng)，我就用文言來翻，方言也用一點，有一點勾畫的句法也會用。像徐志摩的詩，最好的一句是什么呢？“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這是比較歐化的。我們普通講“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這不是情詩了，這是情人吵架。他講得很含蓄，“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方向”只用了一次。我們中文說“你走你的橋，我走我的路”，不會各用一個名詞來墊底。這就是徐志摩的高明之處。我們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會說“公說公有，婆說婆有，理”。所以徐志摩聰明就在這個地方。

　　我自己有一個說不上是座右銘的話，就是說“白以為常”，白話文是常態(tài)；“文以應(yīng)變”；“俚以見真”，俚語見真性情，你罵人一定要用俚語對不對？不用俚語就沒有殺傷力；“西以求新”，有些新的句法，新的想法就可以用西洋的。

　　時間不多了，我最后講幾句。有人對沈從文說，中文不夠用，你看人家西方小說多少詞匯多彩多姿啊。沈從文就說，字典上的中文你都用過嗎？所以呢，我舉個例子，我們現(xiàn)在報上常常登“性騷擾”，那我想我們古人幾千年來也有這種事情啊，那怎么說呢？很簡單啊，“調(diào)戲”嘛。肢體也是調(diào)戲，語言也是調(diào)戲，你看看這舊小說，《水滸傳》里面“調(diào)戲”多得不得了，諸如此類。

　　還有西方人歡喜講人的身份好像很有學(xué)問，他說“某某某是一個素食主義者”，你看多有學(xué)問，“他是某某主義的奉行人”，你看多么偉大。我們怎么說呢？“某某人吃素”，就完了。所以我們西化時還是要挑一下，如果中文本來有很好的說法就不一定去西化。

　　所以我想來想去，中文的四字成語里面只有一句成語，不合我剛才講的“起碼的美學(xué)”，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亂七八糟”。因為按照我剛才的說法，既要鏗鏘，又要對仗，又要簡潔，那就應(yīng)該說“七亂八糟”，或者“亂七糟八”，結(jié)果它偏偏打散了變成“亂七八糟”，所以它本身就是亂七八糟。因此呢，我這場亂七八糟的演講，就這樣亂七八糟地結(jié)束了。